美国债务上限谈判最终期限近在眼前，无论谈判达成何种结果，美国债务危机已经产生，并对未来若干年全球经济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国债与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有着互相制约的特殊关联。而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更是暴露在减值风险之下。
拆解美债泡沫炸弹
必须削减福利开支
美国债务上限并不是个新鲜议题。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为了拯救危机，美国先后三次密集地提高国债上限。如果美国不想让债务违约现在就出现，那只有继续提高债务上限，如果美国真的无法支付债务，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可能是震撼性的。国债评级遭贬，中长端利率飙升，市场会出现恐慌，这些市场信号会逼迫双方(白宫和国会)达成妥协。一切都会归于平静。
奥巴马最近提出的减赤计划方向是加税，主要是增加富有阶层的税率，共和党则主张议削减福利开支。民主党与共和党对于平衡财政的方向各执一端，可以讲谁都没有错，但谁都不全对。
从支出看，在目前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福利性开支(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和养老)太大。以2010年度计算，合共19840亿美元，占支出比重高达58%，而政府全年收入才2.2万亿美元。这种义务性支出是美国历届政府竞选中承诺累积的，所以异常的刚性，很难压缩。如果不改革，这个比例在十年之后(2019年)预计将达到80%。到2025年，美国的税收将只够支付利息(预计将从目前的每年2000亿美元飙升至逾1万亿美元)和福利计划，将没有余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此外，美国国防支出庞大，2010年度合共6940亿美元。
从收入看，美国目前联邦税率水平处于上世纪4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上世纪80年代里根推动的保守主义运动推动下，美国的联邦税率一直在下降，尤其高收入者的税率，经过老布什和克林顿时期的短暂调整停顿后，小布什上台，继续为富人减税。1994年克林顿主政时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群体适用的联邦所得税率为35.8%，到2004年小布什减税之后，这一税率降为31.1%。此外，小布什还成功地降低了房地产税，即不动产的遗产继承人缴纳的一种税。现行的税率客观上加剧财富向少数人转移。上世纪70年代美国CEO们的平均年薪为120万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现在前者为900万美元，与后者的差距扩大到370倍。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负担进一步加重。
现时美国安全拆解债务泡沫炸弹的正解莫过于“加税+减福利+海外撤军”。
而其中最为艰难的是改革其昂贵而又效率低下的医疗保健体系，这几乎是美国政府重建财政平衡的唯一希望。当前美国国民医疗总开支占到其国民收入的17%。而在医疗总开支中，公共部门的投入，即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经费占到46%。假如把美国各级政府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也考虑进去，则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会超过60%——这几乎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保、医保的上涨成本将由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所承担，美国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财务状况会急剧恶化。未来五十年，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将呈现显著的发散状态而无法收敛。
美国必须大幅削减其高额的社会福利成本，实体竞争力才能重新回升，因为美国从来不缺“重构、创新和再投资”的制度活力，只要经济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与新知识服务型转型。经济中若出现长期回报率回升的预期，会吸引更多资本持续回流美国，这样美元和美元资产能托住而反弹，家庭负债率会停止恶化开始改善，消费开始可持续增长(这不同于减税政策刺激的短期效应)，政府税基稳定将稳步缩减赤字。
但美国需要实施长效政策的政治耐心，因为新的经济因素和模式的创生，需要前期财政的推动，投资于教育、研发和创新;同时需要减税，去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活动集群式迸发。这都意味着至少要容忍相当一段时间的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的继续增加。这需要民众政治容忍度。
随着经济向实心化逐步回归，就业能稳步持续恢复。这样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会引致消费的增长-企业利润增长-资本性支出(投资)增长-政府税收增长-直至财政赤字的改善。唯有此，我们方能断定全球经济新增长的长周期得已开启。
以上这个过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个要选举的总统做更多是不现实的。现在每个人都只想先把皮球踢远点，幻想着赤字支出能够无限期继续下去。
目前美国国家债务超过14万亿美元，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政府已经破产了，它可能永远都还不清这么大一笔债务。剩余世界的人们都极其厌恶美国人再次诉诸于美元的所谓结构性垄断的权力：与其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如将自己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最后再由我来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那些执迷不悟、认为世界能避免“大通胀”宿命的人，事实只会一次又一次让他们失望。从某种意义上讲，未来新兴经济体因高通胀而“硬着陆”发生的可能性要显著大于西方国家债务崩溃的危机。这是极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恶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刘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