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老高’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
本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郑菊珠拖欠款项涉及百余户人家，总金额约3亿元，其中现金1亿-2亿，票据约1亿元。这些债主的一个共同点是，“听说郑菊珠赚钱有道，信誉极佳。”随后他们就把钱“放”在她那里，这其中有一部分是货款。
“我听说最多的被欠了1000多万”，前文提到的维修店店主说，“还是个上岁数的人。”
“做‘老高’比做老板来钱快多了！”在温州采访期间，本报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假如放出去100万，按照月息5分来算，一个月利息就是5万，一年下来就是60万，”温州市市场营销协会副会长、温州市诚鼎房地产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良溪告诉本报记者，这样的来钱方式，比一般做实业“要快得多，高得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
按此推算，投资100万做实业，企业毛利至多10万，而且还需要“费心打理企业，处理各方面关系”。
所以，尽管明知道风险巨大，很多人还是乐此不疲，“利息会随着资金的倒手，越变越高，只要链条不断，参与其中的人都会稳赚不赔，何乐而不为呢？”一位业内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7月21日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大约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
像“炒楼”一样“炒钱”？
9月8日，温州天气依旧闷热不堪。
尽管接二连三遭遇老板“跑路”，这里的民间借贷似乎仍未降温。徐良溪对此显得很是担忧。
“温州人都很精明，凡是能发财的机会，都会被他们发现，”徐良溪告诉本报记者，“这次的民间借贷，跟温州人以往‘炒房’类似。”
“温州炒房团”全国闻名，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将手中巨量资金投入某地，一次性购置大量房产，然后“等升值后再借机抛售”。
这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某种程度上也是“炒作”的结果。
“民间借贷最基本的分三部分，”徐良溪说，“借款人、放款人和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其中，担保公司(或担保人)起着重要作用。
“一般都是担保公司或担保人将一些人手中的钱组织起来，再统一放出去，”徐良溪说，“可能贷的时候5分，再放出去就变成1毛了。”
值得注意的是，担保人身份并非一成不变，借款人、放款人随时都可能变身“担保人”，这样，最终结成一张密密麻麻的“借贷———放贷”网。
如果将网上的每个节点都看做一个一个的投资者，贷款最终还是要落到实体公司身上。
“他们最需要钱，但付出的代价却可能最高。”有知情人士如此分析。
“甲以4分月利息把钱贷给乙，乙再以8分利息贷给丙，丙继续以1毛利息贷给丁……”当这笔钱到了真正需要的人手上时，“已经不知道倒了几手，利息翻了几番了。”徐良溪解释说，就这样原本利息不高的贷款，一步一步成了高利贷。
“说白了，就是把钱当做一种‘商品’，一级一级地进行‘热炒’。”徐良溪说，很多人都只顾着“炒钱”，而不顾后果，一旦某个环节出问题，很可能导致“多米诺”效应，连环受害，最后倒霉的是实体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