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民间借贷年年有，为何今年特别多？究竟是什么造就了民间借贷的疯狂，又是什么让民间借贷的泡沫相继破灭？经济之声特别报道《民间借贷乱象何时了？》今天推出第三集《是什么造就民间借贷的疯狂》。
据经济之声报道，温州素有中国经济的风向标之称，要看中国货币政策紧不紧，只要看温州民间借贷活不活跃就知道了。在温州当地采访时，记者听到最多的就是企业主们对银根紧缩的抱怨：
企业主：大部分的企业都是靠民间借贷来生存。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资金就是血。贷帮网创始人尹飞分析说，依据他跟企业打交道的经验，中小企业拿到订单之后，人家给它30%的定金，它再组织70%的资金进行生产。以20%的年利率借款，一年之内把资金滚动10次，每次赚个10%，企业就起来了。但是现在，用工荒、钱荒、电荒，高成本和高税负，“三荒两高”已让企业效益大幅下滑，盈利空间急剧缩小，钱荒更是首屈一指。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企业被迫转向了民间借贷：
周德文：因为资金链面临断裂很多中小企业铤而走险，正规金融机构得不到贷款很多中小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而这些民间借贷都是高利率，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中小企业不借这个钱就会马上停工倒闭。
不借立马就死，借还有生的希望。很多企业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走向高利贷。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说，企业选择苦撑，一旦熬不下去，最后的结果就是资金链断裂。
郭田勇：这些企业他可能最终存在赌一赌的心理，我现在碰到的问题只是暂时性的，未来它的市场情况会向好，只要能挺一段时间就行。而一旦经济没有朝着他们预期的方向走，这样就容易导致债务链条在最终环节上就发生断裂。
令情况更加糟糕的是，流向制造业的资金可能只占民间借贷市场很小的一部分。一位参与放贷的企业老板金先生告诉记者，在不断拉长的借贷资金链条中，利息被层层推高，高昂的利息使得大部分资金只能是流向房地产、工程招标、甚至是赌博等高回报、同时也是高风险的领域。房地产刹车一踩，很多投资就死在里头了。在借贷链条中一个环节出问题，多米诺效应也就随之而来。
金先生：所有的钱都放在你这边，你这个担保公司，你放给谁呢？你只能是交给风险大的人。去外面投资的人找个理由说，我外面有个地产在投资，我需要多少钱。我们做企业的，利息3分，年利息算起来36%，你只是加工型的，你根本没有什么暴利。
知名财经评论人刘兴亮则从资金来源分析说，不可否认许多人是受到暴利的诱惑而跻身民间借贷，但更多的恐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刘兴亮：中小企业我是求贷无路，只好去找民间资金。老百姓是找不到投资的地方，股市跌得很厉害，房市也不行了，投什么呢？它宁可冒点风险，它钱给担保公司，很多种因素，有大环境的，有小环境的，结合在一起，就导致很多钱积聚在灰色市场上。
民间借贷的疯狂，除了宏观政策收紧之外，还有来自制度层面的原因。国家这两年实际上已经默许民间借贷的发展，但对它的监管却有所欠缺，且往往停留于事后的打击上。
浙江省一份民间融资报告显示，2010年浙江民间融资规模超过1.5万亿。金融危机之后，浙江民间融资规模呈扩大之势。这一报告的起草者、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李有星告诉记者，这两年民间借贷的疯长跟国家管制的松动密切相关。
李有星：过去国家对经营货币财产这个领域，管制应该说是比较严格的，但是这几年特别是金融危机出来以后，国家大的层面上来讲呢对民间借贷有所松动。过去我们讲民间借贷是地下、非阳光化，实际上现在已经是公开化。
但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国家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实际上是一直缺位的：
李有星：我们对正规金融的监管是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但是对于民间实际上也是经营货币的行为实际上是缺乏监管。首先从中央层面只是有了两个，一个是打击非法集资的办公室，一个是打击非法证券活动的办公室，但是民间融资谁来主管，国家的层面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规定。
李有星说，监管的缺位，导致国家往往把风险控制集中在了高利贷事件发生之后的处理和打击非法集资上。
李有星：如果你不往前段进行调节，事前、事中、事后进行某种制度性的管理的话，光靠打背后的末端这个效果肯定是比较差的了。
企业老板集中出逃已经引起了温州政府的注意。当地政府已急派工作组进驻银行，要求“不抽资、不压贷”，试图为企业争取喘息时间。据李有星透露，浙江省金融办也正在考虑出台民间借贷的管理办法。
(记者黄耀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