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宏观政策羁绊 中央政府信用应出手(2)

　　此外，中央信用出手解决地方债务，也减轻了宏观政策的羁绊。土地该收紧的就得收紧，这实际上就是约束地方财政扩张。土地供给是中国投资形成的重要条件，类似于地方政府的资本金，土地收紧，逻辑推演就是“紧财政”。由此而及，用地供给的减少同样对信用规模产生紧缩性影响，故此“紧货币”自然而达成。

　　地方政府缓和了债务违约的压力，中国的利息率就应该更快地恢复正常，长期以来将储户的利息率压至极低的水平，为投资过度扩张做补贴。这样做，一是滋生资产泡沫，二是恶化宏观结构。没有这些羁绊，中国宏观经济能尽快进入一个正常的货币条件。这是极其重要的。

　　财政改革也可在相对轻松的状态下进行。地方政府没有那么大偿债压力，以后也没有那么大扩张冲动，结构性减税才有可操作的空间，另外土地财政压力也将弱化，有利于地产泡沫软着陆。

　　总之，从大的经济逻辑上讲，投资减下来，大规模财富逆向流动就会减少，不需要家庭部门做更多补贴，中国经济再平衡能得以实质性开启。

　　当然，也应防止地方自行发债的道德风险。未来制度设计应侧重两个方向：一是赎买价格，要商业银行付出一定的折扣；二是建立偿债基金与各地方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挂钩，与未来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挂钩。

　　眼下，中央宏观面亟须办两件事：一是中央政府信用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顶下来；二是以霹雳手段收紧财政，直接点就是收紧地根，其他都可以从长计议。

　　中央政府信用出手当然会面临很多社会批评，但是债务重组的过程本身并不存在值得诟病的地方。出了问题，总是要寻找一个成本最小的处置方案，这本质上是一个技术性问题。需要检讨的是造成债务膨胀失控的过程，这是一个制度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下大力气推动制度改革。地方财政问题并不是财力与事权是否匹配的问题，事实上，地方财力再多也会显得不足。问题的关键是建设一个服务型而不是投资型政府，这当然涉及到预算民主和支出透明等体制层面内容。社科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刘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