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打拐”:应建立一支专业队伍

　　前不久,云南省曲靖市下辖的宣威市村民耿柱存闲逛时,发现有些弱智的村妇李翠(化名)带着儿子在街上走。耿柱存说让李翠到宣威背马铃薯,将她骗至贵州省盘县的敖显跃家。第二天,耿柱存、敖显跃等又将李翠母子带回宣威城区,将三岁的小兵以12000元卖给一对夫妻。几经转手后,孩子被带至山东省临沭县,以4万元出手。

　　发生在曲靖市的多起儿童失踪案,引起当地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省公安厅将其列为特别督办案件。专案组历经60余个昼夜,转战云南、贵州、河南、山东4省,行程两万余公里,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18名,成功解救被拐卖的妇女1名、儿童7名,摧毁了一个集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于一体的“一条龙”特大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团伙。

　　“在拐卖案件多发地,公安机关应组建专门的‘打拐’队伍,建立完善‘打拐’快速反应工作机制。”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区鸿雁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解救一人平均花费2万

　　由于拐卖案件多为流窜作案、团伙作案,抓捕、解救、调查取证等涉及多地,办理“打拐”案件比其他案件花费要多得多。

　　据统计,解救一名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平均花费在2万至3万元,查办团伙案件需要几十万元,重大团伙案件有的甚至需要经费上百万元。然而,目前全国九成省级公安机关无专项经费,仅天津、河北、吉林、云南、四川5个省级公安机关设有“打拐”专门机构。全国公安机关专职“打拐”人员每个省两三人不等,加起来不足百人。

　　“现在‘打拐’工作虽然由公安部门负责,但在公安系统内部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拐卖案件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够。”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国铃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应参照禁毒工作,在公安系统内部建立一个专门的打拐机构,选派专业人员、提供专项经费,专司“打拐”工作。

　　“‘打拐’专项行动应当落实为各级公安机关的长效机制,且需要人员和资金的有效保障。”李国铃强调。

　　李国铃提出,对政府部门的“打拐”工作,由于缺少一套完备的考核机制,造成不少部门对这项工作上级有布置时才积极作为,平时没有主动作为。她建议,应将打拐工作列为对地方党委政府和公安部门的考核指标之一,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严格奖惩。

　　必须严格户口登记制度

　　据介绍,由于相关制度不完善,一些被拐卖的孩子以开假证明、交超生罚款、收养弃婴等名义落上了户口。

　　“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法律顾问张志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现在被拐卖的孩子上户口的渠道有:在医院或诊所办理假的出生证明,甚至有些已有孩子的家庭给孩子办理双胞胎证明,然后到派出所办理户口；有的假装是捡到的弃婴,到相关部门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等等。

　　“严格户口登记制度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李国铃提出,公安机关在解救孩子后一定要进行责任倒查,无论是医疗部门、民政部门、当地政府或是派出所的经办人员,只要为买主提供相关的虚假证明或违规办理相关手续的,都必须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失踪人口信息应该公开

　　“应充分利用网络的便捷性、公开性特点,由政府牵头建立一个被拐儿童信息系统。”李国铃提出,公安部门在接到报案后可以第一时间将被拐儿童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布,被拐儿童家长、民政部门、社会福利机构可以通过网站发布被拐儿童或收容儿童相关信息,其他人可以通过网站提供相关查找线索。通过扩大信息的公开性,利用网民的力量,来提高信息的利用率。

　　张志伟也认为,应建立统一的国家失踪人口信息登记系统,提高寻找失踪人口的效率。

　　“现在公安机关建立的失踪人口信息库,内容过于简单,并且只有各地公安机关才可以上网查询、指认。”张志伟说,失踪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相貌发生很大改变,靠公安机关在资料库里辨认出孩子的可能性极小。另外,现在有些救助站、福利院也有民政部门的内部信息交流网络,而这些信息同样不对社会公开。信息不公开造成了找孩子的家长看不到信息,而拥有这些信息资源的部门却找不到孩子亲人的局面。

　　张志伟认为,在网络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建立一个国家统一的、公开的失踪人口信息登记平台具有可行性。平台对社会公开,每个失踪者的亲人都可以将失踪者详细信息进行登记,而各有关部门也把相关资料上传到信息平台,各地的公安机关、救助站、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社区都可以把自己收留的或发现的孩子的信息上传到信息平台。这样既降低了群众寻人的成本,也降低了民政部门为供养这些人所花费的支出。

　　“政府还应建立失踪人口DNA数据库。”张志伟提出,这个系统由两个数据库组成,一个是失踪儿童父母的DNA数据,一个是被解救儿童、疑似被拐卖儿童的DNA数据,以便解救被拐儿童后在第一时间帮助他们找到亲生父母。发现疑似被拐儿童时,也可以尽快确认其身份。

　　建立快速反应工作机制

　　2006年12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平县曾发生这样一起案件:覃锡文2岁多的儿子被人拐走。为协助公安机关寻找孩子、抓获犯罪嫌疑人,当地移动公司在第一时间将失踪儿童和嫌疑人的信息通过短信发送至当地80万名移动用户手中。半小时后,覃锡文和警方就得到热心群众提供的100多条有价值的信息。最终,公安民警在这些信息的帮助下将被拐儿童在48小时后找到,犯罪嫌疑人也被抓获归案。

　　“事实证明,在儿童失踪的第一时间,启动快速反应机制,动用社会公共资源寻找孩子和追踪犯罪嫌疑人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张志伟建议,以公安部门为主导,民政、宣传、城管、工商、妇联等积极配合,整合公共资源,尽快建立全国失踪儿童快速反应机制。案发后的第一时间通过电视台、电台、电子屏幕、手机短信等发布失踪儿童信息、照片和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失踪儿童。

　　全国妇联权益部部长、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主任蒋月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近年来,各级妇联将预防拐卖纳入“平安家庭”、家庭教育等妇联各项相关工作中,总结推广了“妇女之家”、“女中学生防拐层叠式培训”、“社区防拐综合干预”等基层防拐成功模式。为配合全国“打拐”专项行动,全国妇联与中央综治办等6部门联合在北京、河北、山西、新疆等15省区市,以预防拐卖为主题,开展了“儿童安全成长行动”,提高全社会特别是流动人口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增强流动儿童的自我保护能力。

　　“我们通过在车站码头、京广、京哈、京沪、京九等铁路干线播放公益短片、在火车上组织志愿者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在流动人口集中的社区举办讲座等,将预防拐卖教育直接覆盖近三千万重点人群。”蒋月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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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珀预警系统

　　在世界各国针对失踪儿童的动员机制中,最典型的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安珀预警系统”。

　　安珀是一名失踪后遇害的美国小女孩。悲剧发生后,美国和加拿大建立起了失踪儿童预警系统,并以这名遇难的孩子名字命名。一旦发生儿童失踪案,警方将会立即启用此系统,在出动警力搜寻的同时,发出一系列信息,包括儿童的特征和犯罪嫌疑人的汽车类型、体态特征等。信息通过邮局、电台、电视、手机、电子屏幕甚至彩票销售点,迅速向车站、机场、商场等公共场所传播,以最大限度地请求公众合作,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失踪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