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事故"昏官"难抓 检方同步介入剑指"查证难"

　　10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一年来，各级检察机关加强与行政机关在重大事故调查处理中的协调配合，同步介入1657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调查。

　　此前几天，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同步介入查案范围将从重大安全生产扩至食品药品、环境污染、国土资源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涉及民生重要领域。

　　1 重大事故的“昏官”、“庸官”难抓

　　●第一时间介入为搜集证据赢得时机

　　今年6月21日，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兴东二矿发生井下炸药爆炸事故，突如其来的矿难造成49人死亡。就在惨剧发生的当天，河南省平顶山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检察官出现在事故现场。

　　为保障反渎职侦查工作能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顺利展开，平顶山市检察院反渎局局长卢风欣参与办案，还从3个基层检察院抽调20多名侦查骨干，组成取证、询问、预审等工作小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检察院的直接指导下，办案检察官很快掌握了现场资料，当天对3名事故责任人立案并刑事拘留。

　　卢风欣说：“以‘生产事故罪’提起公诉的嫌疑人往往抓得快，案件落实也很及时。但与事故脱不了干系的‘昏官’、‘庸官’却很难抓。”他认为，重大事故由于受害人数众多、牵涉面广、调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多，检察官想发现渎职“昏官”、“庸官”面临“发现难”、“取证难”两大难题。

　　由于事故现场极易因抢险救援、修护填埋等原因遭到破坏，办理这类渎职案件的检察官最怕的就是“时过境迁，检察机关收集犯罪有力证据的机会被错过。”

　　在卢风欣眼里，同步介入成为克服渎职案件线索难找、证据难寻的一大法宝。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掌握第一手现场资料，最终，“6·21”特大矿难中，立案侦查渎职犯罪嫌疑人34人，卫东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和总工会主席均在其列。

　　曾在山东省青岛市某政府机关工作的徐华告诉记者，渎职官员通常是工作无能、偷懒造成工作失职。与贪污相比，渎职案件一经查出更能损害一个单位的形象，甚至领导个人政绩也将受到影响，加之渎职案件便于掩盖，不少单位领导往往希望大事化小。

　　对此，曾侦办过北京密云彩虹桥垮塌事故、山西临汾溃坝事故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反渎局局长周建伟也深有体会：矿难事故、污染事故如错过第一时间现场取证的机会，再想取证，会遇到地方的推脱和阻挠，取证变得难上加难，检察机关想追究也追究不了。

　　2 反渎职查案同步介入领域扩大

　　●人力不足问题将更加突出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同步介入的查案范围将从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扩至食品药品、环境污染、国土资源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涉及民生重要领域。

　　2006年，针对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频发的现实，最高人民检察院、监察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强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在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处理中的联系和配合的暂行规定》，明确说明，重大责任事故调查将邀请检察机关进入事故调查组。2007年，在国务院颁布的《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主管部门应及时组成调查组，同时调查组应当邀请检察机关同步介入。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李文生说：“同步介入是随着司法实践的需求，被一步步引入反渎职侵权调查中的。随着同步介入扩大到多个领域，反渎职检察机关亟待破解的新问题、新挑战也显露出来。”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董丽娟，有着多年基层反渎职侵权检察经验。面对《规定》，董丽娟更关心“反渎职检察官在什么情况下介入”、“反渎职工作将以什么样的工作机制介入”，她说：《规定》对同步介入的程度和方式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开展同步介入工作，我们基层检察院还在探索之中。

　　董丽娟也提出了她的担忧，从现在的事故调查组第一时间邀请检察机关反渎职人员进入调查组的工作模式来看，同步介入一旦扩大调查领域，反渎职人员驻组意味着本来就人员紧张的反渎职工作，人力不足问题将更加突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杨书文认为，从法律层面来看，同步收集证据、同步掌握信息，对反渎职调查的好处很明显。但另一方面，调查领域的扩大，使得反渎职检察人员要和食品、交通、环保等多个部门协调打交道，人员的配备将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如何完善同步介入的操作层面？很多基层反渎职检察官反映，如果政府安全监管信息能与检察机关渎职监控进行对接，将是传统办公模式的一大突破。周建伟说，现在政府应急办的安全监管信息全面及时，如果与检察机关能够信息共享，人员不足的问题将得到缓解。另一个基层反渎职检察官关注的问题是，反渎职调查人力有限，特别是专职人员少，遇到案件，在基层检察机关恶补专业知识的现象越来越多，如果能有相关专业部门直接嫁接，就能节省很多人力物力。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专家卞建林教授建议，要解决人员配置紧张和人员专业知识方面的欠缺，应从工作机制入手，比如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沟通交流机制、司法机关适时介入机制等，这样可以优化配置资源，提高执法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