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教授为官员授课 促其重视民权勿暴力拆迁

　　调查回声

　　富力家园业主大会成立在即

　　于建嵘

　　给官员“讲人话，讲事实”

　　本报记者 于建

　　于建嵘依然很忙，依然忙的是——

　　这几天，他在“马不停蹄”地奔走——11月11日那天，他去了淮安市淮阴区，给近500名党政官员讲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问题。那天，他忙得都没顾上吃一顿正经饭，又是一盒盒饭解决了事。因为当天他还要飞广西南宁，紧接着给那里的几百名厅局级干部和县处级干部讲课。

　　而在他的手机里还存着许多这样的邀约短信，掏出手机他给记者一一细读：“我是建国门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东城区党校听过您的课，希望您也能到我们街道给讲一讲”……

　　对于这么多的邀约，他不知疲倦，闲暇时还发布微博透露自己的行踪，偶尔也开个玩笑调剂一下：“不知他们会不会说：没有我，你吃什么！如果没有吃，你们就送点红薯给我，小时候流浪时最想吃到的东西呢。”

　　这显然是说那件事情——于建嵘到江西省万载县给官员讲课，号召大家不要去拆老百姓的房子。吃饭时，当地县委书记称，为了发展，就得拆。当时于建嵘怒言：“现代社会就是以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基础，你们这些人最要做的就是确保个人权利。”县委书记则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于建嵘当即“一怒推椅而起，离席而去”。

　　于建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一方面在为社会底层呼吁，同时又在以“给官员讲课”的方式来将这种呼吁深化。

　　全国人民都想

　　和于教授“说说话”

　　特写

　　通州宋庄小堡，一个以画家村而著称的地方。

　　于建嵘就住在这里，不少小堡的村民都知道他，喊他“于教授”。但是这个于教授并不是人们想象的学究模样。他很随便地穿一件夹袄，头发也不梳整齐，眼睛在说话的时候经常是笑眯眯的，说到兴奋处会拍你的肩膀，并用湖南口音发问：“是不是啊？”

　　就是这样一个于教授却成了不少社会底层人士的“知心人”。一到周末，他家门口就会围上全国各地来的人，他们都想和于教授说说话，掏掏心窝子。有的人还会拿出自己的材料，希望于建嵘能将材料收录起来。因为大家都知道，于建嵘在房子里面建了一个“材料室”。于建嵘对当天来访的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博士生说：“要真的想研究中国社会的问题，必须翻完这些材料，因为都是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你憋在屋子里，肯定研究不了中国的现在。”于教授在微博上透露，材料室免费全开放，但是要预约。

　　看到黑压压的一屋子人，于建嵘开玩笑地说：“你们有冤情，我也冤，周末也休息不了，呵呵。”说是这样说，于建嵘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他们，每次还掏钱请这些人吃饭。

　　“他们其实也就想和我说说话，有一个老太太总是来，每次差不多都说一样的事情，说到激动的时候，她还会拉起我来说，给我唱一段，我就让她唱。”采访的那个周末，这位老太太又来了。

　　这些人俨然把于建嵘当成了知心人。有一位中年女子问：“我家的事情特别悲惨，够不够编一个电视剧的？”于建嵘回答说：“够，够，会给你编。”但是那中年女子却有点担心：“你那么忙，能编得出来？别再累着了，那我们找谁去？”

　　有时候，于建嵘也会以别的方式为他们说话。本来不怎么会画画的于建嵘长居宋庄小堡，和一些画家成了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于建嵘的画也画得很是了得，他经常会给一些来找他的人画画。由于这些人表情悲痛，画面也有点惨兮兮的。一度，给于建嵘打扫卫生的一位老太太因为这个辞掉了工作，原因是于建嵘将这些画摆在家里，“太害怕了。”

　　一直以来，于建嵘都在为社会底层说话。2001年，他只身一人，夹着一个破包，沿着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依次走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前后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一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同年，他又将目光投向了萍乡安源煤矿，那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当年，5月1日，他第一次进入安源煤矿，到2003年，他已经访问了近千名煤矿工人，并被工人们称为“矿长”。这位戴着眼镜的“矿长”手脚并用，爬到了条件最差的总平巷采煤面，成为安源煤矿第一位下井博士。对此他说：“我不下去，怎么能知道在最底下采煤的都是农民临时工呢？我坐在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流。”

　　我怎么

　　给官员上课

　　对话

　　“告全国各地正在拆农民房子的执政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不得强拆强建。严禁违法调整、收回和强迫流转农民承包地。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这是于建嵘最近的一篇微博。

　　关注社会底层，于建嵘近年来也开始给官员们讲课，讲课的内容很多都涉及“拆”。对此他在微博上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怀：保护好我们父老乡亲的家园，我们的心灵才有归宿。

　　给官员讲课，于建嵘一开始也不是太热心，因为他觉得研究农村问题，就该踏踏实实地多去一些地方去研究，去和农民朋友们聊聊天。那么，他又是怎么开始给官员们讲课的呢——

　　记者：是哪一件事情促使你去给官员们讲课？

　　于建嵘：当时是在2009年一次中央党校的课堂上。那次课程安排纯属偶然，围绕“社会稳定与公共安全”的宏大命题。我当时面对几十名省部级高官，一桩桩摆出杨佳、邓玉娇等事件的时候，明显感到听众的情绪不一样了。下课了，官员们呼啦一圈围上来，争论得很是热烈。还有一次，是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给60多个县委书记讲课，他们站起来三次给我鼓掌。我觉得很受鼓舞，也觉得这是一种了解解析社会的方式。从此就讲开了。

　　记者：你给官员们都讲些什么？

　　于建嵘：基本上我讲的就两点，一个是“讲人话”，一个是“讲事实”。比如我会讲“我知道你们怎么抓人的”，他们在下面就会嘿嘿一笑。基本上我会讲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不应该这么做，为什么不应该这么做。我不会给他们讲大道理，讲大道理他们会打瞌睡。

　　记者：有没有一些地方请你去，你不愿意去讲的？

　　于建嵘：这是有的，江西抚州发生宜黄事件后，他们多次请我，我都不愿意去。观念不一样，到那里也是白讲。他们来请，我也不去，要那两块钱干什么，我又不愁吃不愁穿的。

　　记者：每一次讲课，都能达到效果吗？

　　于建嵘：我就说个事情，有一次我到辽宁一个城市去讲课，一讲完，他们的宣传干部就发愁地问，这讲课内容怎么宣传报道啊？有一次去另外一个城市，我讲了三个小时，后来报纸上就登了一句话，说于建嵘到此讲课了，别的都和我没关系了。

　　记者：讲这么多课，你觉着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员和经济落后地区官员的观念有什么不同吗？

　　于建嵘：我觉得倒是没什么区别，毕竟现在信息这么发达，都是互通的。 文并摄 J180

　　于教授语录

　　于建嵘的研究总有一些内容发人深省，在此摘录——

　　-底层知识青年

　　“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值不一样，两者存在认知上比较大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知识青年”而言，他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学，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这里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进行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对社会不满，产生强烈的对立意识及情绪。如今，建立社会心理发现和干预渠道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心理引导必须重点强调。

　　-政绩共同体

　　在回答新华社记者访问时，我提到，当前要特别注意政绩共同体。为了共同的政绩，官员们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肆意破坏法制，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种政绩共同体背后虽是利益，但这种利益比直接的经济利益要隐蔽，所以上级更容易出面为下级开脱，下级也就表现得更为理直气壮。政绩共同体更多地表现在上下级执政者之间。下级官员的政绩都是上级官员政绩的组成部分。下级官员拼命搞政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讨好上级官员的一种明确的表示。因此，上级官员就会对下级官员的某些明显违法乱纪的行为表示一定的理解甚至纵容。下级官员只要能掌握这种平衡，就会获得提拔这类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