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石河子监狱的1号综合楼里,囚犯牛玉强以“窝囊”而闻名。
打饭的时候,大师傅给别人盛两勺菜,只给他盛一勺。他常要加班做工,回来时,狱友们大多已睡了一觉。
但他从不申诉,也不抱怨。以至于,有人给这个1963年出生的瘦子起了个外号:植物人。
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囚犯指着牛玉强的鼻子说:“就你这样的,都给罪犯丢人!”
他的确太老实了。即使是和最熟悉的狱友说话,他也习惯性地埋着头,声音小而缓慢。
狱友们侃大山时,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翻出儿子的照片,看一遍,再看一遍。
“你是顶罪进来的吧?”在走廊上或食堂里,常有陌生的狱友这样问他。
他们大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已经谢顶的中年人,曾经被判“死缓”,而他背了26年的罪名,叫做流氓罪。
监狱里的大部分囚犯都不知道这段往事了。算上牛玉强在内,当年因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如今只剩下3个,而按照预计刑期,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6种犯罪行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列于首位。
到处都是警察。每天都有人被押往公判大会,每天都有“犯罪团伙”被捣毁。
北京京棉二厂的模范员工韩秀金一度认为这与她毫无瓜葛。但就在当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大女儿牛玉燕和二女儿牛玉红哭着站在了工厂门口。
儿子牛玉强出事了。
根据后来送交韩秀金的《刑事判决书》描述,牛玉强参与了流氓团伙“菜刀队”。他犯下的罪行包括: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纠集同伙,将刘红家的窗玻璃砸碎;纠集同伙,威胁与殴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
对他的量刑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时至今日,75岁的韩秀金依然能清晰记得大喇叭广播里高亢的声音:“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做梦也想不到大强敢打人!”2010年12月5日,几个老邻居聚到牛家,仍然忘不了当年的惊讶。
关于牛玉强的一切记忆都和“流氓”无关。他小时沉默、腼腆,喜欢画画,最喜欢画的是马。
他从来不穿脏衣服,比两个妹妹还喜欢照镜子。他很小就会学了做饭,而且喜欢做饭。
街坊们都说,大强像个大姑娘。
但在韩秀金看来,毁就毁在“太大姑娘了”。
在京棉厂宿舍大院儿里,没上学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拉帮结派,没考上高中的牛玉强也“入了伙”。韩秀金说,大强的性格是别人说东,他肯定不敢说西,“不敢不去啊”。
在孩子们里,他的岁数最大,却只能当“小弟”、“跟班”。韩秀金坚持认为,儿子是想脱离他们的,好几次,有“大哥”来找他的时候,他都会躲在门后,冲着母亲做出“说我不在”的口型。
后来,这群孩子成了“菜刀队”,其中有两个,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个被粉碎的犯罪团伙,没有一个罪犯超过20岁。
1984年,没被枪毙的流氓犯都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牛玉强也在其中。
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当年的狱友刘海龙对牛玉强的评价是,“一脚踢不出个屁来”,“太窝囊”。
他爱抽烟,却从不给管教“上供”。大伙陪着狱警“唠嗑儿”,他却闷着头发呆。
睡觉的时候,他被安排在30米长大通铺的最尽头,离他半米远处,是两个大桶,一屋子囚犯的拉撒,都要在桶里解决。
“好事儿准没他,苦活累活一准儿找他。”田跃进是牛玉强的老乡,他曾试图“提点”牛玉强。但他说,“牛玉强跟我们真不一样,别说监狱,就算在社会上,也是一受欺负的主儿”。
牛玉强似乎只有一个念想:“劳积(劳动积极分子),减刑,劳积,减刑。”“没有人比他更听话。”刘海龙说,牛玉强从不叫苦,也不申诉,“就拿自己当牛,当马。”
劳改的工作是修水库,要运沙土上山。别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强拉七八百斤。刘海龙记得,牛玉强个子太小,拉车时稍一低头,就只能看见车在走。
1990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牛玉强被连续两次减刑,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就在同年,由于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
年底,他被老父亲接回北京,体重不足90斤。
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经过评估,做出续保一年的决定,但据牛家人介绍,之后再没有人来过。次年,牛玉强大病初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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