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来,看到农民工讨薪似乎告别了跳楼、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极端手段,而开始选择“祭河神”、“悬赏清官”、“诅咒家人”等平和的“曲线维权”之法,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些“急中生智”之举只是漫漫讨薪路上的一点花絮而已,包括“讨债哥”在内的所有讨薪之路都无不上演着悲情故事,无不揭示权利诉求难以直达正义的无奈,折射出底层民众维权之艰。
春节将至,拿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心急如焚。如何向老板索要欠款,也让他们头痛万分。据媒体报道:漫漫“讨薪”路上,在贵阳打工的小包工头李厚元可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2008年至今,他已成功讨债30余起,共计追回债款180余万元,更有不少农民工把他视作“救命稻草”,纷纷请他帮忙“讨债”。
为了讨债,李厚元曾经撒谎说妻子车祸身亡,也曾坐在一家建筑公司的财务室里抽了两天叶子烟……诸如“情感打动法”、“款大话”等等的招数都使出来的,只要讨到钱,可谓“不择手段”。“讨债哥”的声名远扬,以至于成为农民工的“咨询师”,却不能令人欣慰。要过年了,“讨债哥”还在讨债的路上,工人们还等着他追回工程款、发工资安排过年。讨债成绩的辉煌背后,不仅充满了农民工命运的辛酸和无奈,更折射出依靠“非常手段”而非相信法律的法治悲哀。
年复一年“讨”声依旧,令人悲悯!据1月29日《京华时报》报道,16日,河北农民工刘德军为讨回3200元工资,毅然喝下剧毒农药,目前已出现肺部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称没有挽救的可能,而老板却称“要死赶紧死,死了我给双份钱”。对此,劳动监察保障大队答复“管不了”,派出所认定,“这不是刑事案件,不是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看到这里,“讨债哥”胜利所带来的一丝难得的快感一下子荡然无存。
一段时间来,看到农民工讨薪似乎告别了跳楼、堵路、爬塔吊、服毒等极端手段,而开始选择“祭河神”、“悬赏清官”、“诅咒家人”等平和的“曲线维权”之法,不由得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些“急中生智”之举只是漫漫讨薪路上的一点花絮而已,包括“讨债哥”在内的所有讨薪之路都无不上演着悲情故事,无不揭示权利诉求难以直达正义的无奈,折射出底层民众维权之艰。
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影响农民工的收入,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隐患,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诚然,要看到近年来各级政府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查处了不少违法行为。日前,5部委联合下发通知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出资产变现也要先清欠农民工工资。1月29日,沈阳警方祭出法律武器,将两名互相串通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抓获,返还给农民工近两年之久的50万元欠薪,两名包工头也被警方刑事拘留。应该说,年关之际清欠力度非常强劲,效果也比较显著。然而,一曝十寒的“运动式执法”却只能扬汤止沸,不能釜底抽薪。
如何才能走出“讨”声依旧的执法怪圈?一方面需要监管者的积极作为。强化平时的监管与对监管者不作为的问责,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让欠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否则,等到欠薪事实成立再来处罚,劳动者权益已经受损。即便对簿公堂,也还是要付出维权成本。另一方面,法律制度不能滞后,需紧紧跟进。除了要将一些地方的成功做法,比如对建筑企业农民工推行周薪制等新的方式上升为法规外,还需通过立法,加大处罚幅度,使欠薪者付出巨大成本,将“恶意欠薪”以新罪名列入刑法予以打击。唯此,才能让更好地为农民工维权提供法律武器,降低“讨债哥”伤自尊式以及其他极端方式维权的成本,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有尊严、很体面地活着。
首席评论
□梁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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