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贿系问题富豪落马主因 非公经济体反腐盲区凸显

　　《瞭望》：非公经济组织反腐“探路”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也要反腐，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把经济活动与遵纪守法、依法经营结合起来

　　“在过去12年里，共有1882位企业家登上‘胡润百富榜’，其中‘问题富豪’有24人，18位如今仍在狱中。”这是胡润在刚刚撰写完成的《2010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上的统计数字。

　　现在狱中的18名上榜富豪，包括南德集团创始人牟其中、德隆国际创始人唐万新、国美电器创始人黄光裕等人；已出狱的有新恒德置业创始人郁国祥和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等2人；光明集团创始人冯永明、新华人寿创始人关国亮、达德投资创始人颜立燕、新富集团创始人王福生等4人尚未宣判。

　　在这24位“问题富豪”中，民营企业家占相当比例。报告显示，行贿是上榜富豪入狱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资本市场相关问题、诈骗和挪用资金等。

　　“近年来，腐败从掌管传统经济资源分配的权力部门，逐渐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蔓延。”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明生副教授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目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还缺乏制度化的反腐体系，以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所有制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可分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陈明生介绍，“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非国有成分和非集体成分。”

　　“非公有制经济的组织形式复杂多样，有个体工商户、业主企业、合伙企业、公司、集团、商行、代理商、研究机构、投资基金，等等。”陈明生说。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迅猛发展，如何在其内部预防和打击腐败，已成了中国反腐部门一个棘手而全新的课题。

　　反腐盲区凸显

　　1月26日，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海南省东方市原市长谭灯耀有期徒刑18年。

　　在谭灯耀的背后，曝出的是东方市一起土地腐败大案——有些私企老板绕开征地程序，低价“私占”集体土地，又通过收买政府官员，高价倒卖给政府变身“国有”，从中获取巨额利益。案发后，一共牵出了包括原市长谭灯耀、原市委副书记和土地、建设、城投等部门负责人在内的25名官员。

　　“近年来，因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涉案的官员腐败案日益增多。”北京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本刊记者，“为达到某种目的，有些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对官员大肆贿赂，或提供女色诱惑等，成为官员腐败的催化剂。”

　　从以往披露的案件来看，一些官员落马与此密切相关。比如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方仁，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贵州省副省长刘长贵，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等等。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腐败，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的腐败行为，比如贿赂、欺诈等，这种腐败直接损害的是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二是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内部其他人员的腐败行为，比如拿回扣、贪污等，直接损害的是经济组织和投资者的利益。”陈明生说。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腐败的原因极其复杂。“多数非公有制经济最初从社会夹缝里生长起来。”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齐善鸿教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与其他经济相比，政府对其有关资格的认定、注册资本的方式等诸多环节实行更多的‘前置’审批，导致其在办理一些行政事务时手续杂、关卡多、效率低、费时长，使其常处于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

　　“在这种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通过不正当方式贿赂官员更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齐善鸿说，“通常被贿赂官员的级别越高，其所能获得的利益就越大，腐败也因此随之产生，这当然也只是较直接的原因。”

　　齐善鸿进一步分析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腐败，也昭显了中国社会价值结构扭曲的一个缩影：经济利益为先、道德自觉失效、法律意识淡薄、长期贫穷所造成的精神能量的释放、官商两个核心环节均告失守、重物质利益轻生命价值等，以及法律执行层面上的‘重治受贿，轻治行贿’，这些环节组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多位受访专家还认为，造成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腐败的原因，还与其内部管理不到位，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等有关。“长期以来，法律在这个领域的反腐缺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法律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腐败行为方面的规制已有不少，但执法力度还不够，缺乏足够的震慑力。更主要的是，这个领域缺乏一个健全而完善的预防和反腐败体系，不能从源头上做到防微杜渐。”陈明生说。

　　“平等原则是我国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让各类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享受非歧视性的待遇。”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杜立元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尽管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消除了明显的政策性屏障，但是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常常会在市场准入、审批检验、税收融资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对于不同经济组织内部人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刑法》规定的处罚方式也不同。”杜立元说，“比如，对同样的企业员工贪污行为，法律会根据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不同而规定不同的法定刑，一般情况下，对非公有制企业员工的处罚会相对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