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舞者”
在殷耀看来，劳动监察缺人、缺钱、缺手段，主要还是地方政府重视不够。比如城管、卫生监督、旅游监督等机构，政府会很快把人员等配备好，但对劳动监察，人员却迟迟不到位。
殷耀感叹，劳动监察员在劳动执法过程中，时常感觉哪怕是很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都有“无穷的力量”。在其因违法被处罚或处理的时候，总会有领导来说情。碍于各方压力，劳动监察人员不得不作出少罚或不罚的决定，这似乎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
“在劳动执法过程中，甚至出现一个市委副书记因2000元的处罚来为企业‘打招呼’的；更有甚者，个别县居然规定劳动监察处罚超过2000元的，要向县委书记、县长汇报，这一汇报往往就石沉大海了。”黄国刚说。
“对于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活动，一些基层领导总担心，如果严格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有可能提高当地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使当地的经济发展竞争力受挫。这些质疑已给劳动保障监察的发展造成了阻碍”，殷耀说。
黄国刚指出，现在各地都把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招商引资放在首位。为了更好地招商，往往会给予企业一些优厚的条件，劳动监察往往也要给招商引资让路。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好不容易引进一个大企业，能为地方创造税收，地方政府尽可能为其大开方便之门，即使违反了相关的劳动法规，在政府领导的“指示”下，劳动监察往往也就“从轻处罚，重在教育”了。
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劳动举报投诉案。2月17日，劳动监察人员到昆明市五华区金魔方教育培训实验中心进行调查后发现，该中心确实存在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未办理五险一金及人事制度不规范等情况。
“按照相关规定，应该对金魔方教育培训实验中心进行处罚。但考虑到该培训中心是新注册成立的机构，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且是昆明市教育局招商引资的项目，因此我们决定给予其一定的整改期，如果限期不整改，再进行处罚。”殷耀称。
有专家分析认为，劳动监察执法之所以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领导的制约，还有制度上的原因，即目前劳动监察实行的是属地化管理，没有垂直管理那么超脱。劳动监察的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人员编制得要地方给，领导的任命也在地方政府。在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府的情形下，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很多时候也是有心无力，“毕竟‘帽子’是人家给的”，就不得不听命于当地领导的“指示”。
而在地方官员的保护下，某些企业家也逐渐“胆大”起来。“只要职工不去闹事，问题就不大。即使出了问题，找找领导，问题也就解决了，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的。”一位昆明的企业家对本刊记者如是说。
“现在我们的工作面临‘两难’，一方面劳资纠纷日益增多，我们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加大执法力度。但监察力度大了，一些地方政府就有意见了。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到位，出现了重大的群体性劳动事件，我们要被问责。”黄国刚称，“近段时间，新疆、安徽、武汉等地发生的使用智障人员、童工等案件，监察负责人受到了处分，我们现在压力很大啊，感觉像是在‘刀尖上跳舞’。”
不是“麻烦制造者”
近年来，劳资纠纷事件呈高发趋势。黄国刚分析认为：“由于劳动监察执法弱化，许多劳动纠纷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理，演变为群体性事件，政府成了最后的‘救火队员’，给政府工作造成了巨大压力，也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要加强劳动执法监督，首先需要企业和政府官员转变观念。企业不能把劳动监察当作来‘找麻烦’的、‘增加企业成本’的因素来看待”，殷耀表示，“相反，企业可以通过加强与劳动监察部门的沟通，建立起规范的劳资关系，使员工没有后顾之忧，认真工作以促进单位的长远发展”。
殷耀说，劳动保障监察不仅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也能调整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不会妨碍招商引资，不会妨碍就业和经济发展，还可以优化当地的投资环境，从而提升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竞争力。“限制劳动保障监察的发展将是对当地投资环境的真正破坏。”
黄国刚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的不断加大。要转变过去事后“救火式”的执法模式，要将劳动监察工作的重心前移，更加注重事前的监督检查，从源头上防止侵害劳动者权益的情况出现，防患于未然。
目前云南劳动保障监察队伍正在推动“网格化”和“网络化”建设，力争将劳动监察机构从现在的市县扩展到农村乡镇和城市社区，加强基层劳动监察队伍建设。黄国刚表示，由于劳动监察的双人以上执法特点，其中至少有1位专职的劳动监察人员。那么按照每个乡镇、社区至少1名专职劳动监察人员计算，全省至少还得增加约1300个劳动监察人员编制。
“我认为，在劳动监察上的投入是值得的。由此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劳资关系，可以减少群体性突发事件，维护政府形象，促进社会经济更和谐地发展。”黄国刚说。□赵大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