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还咨询了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王碧青，他认为“关键在于钱是怎么拿走的”。
根据公开报道，王碧青律师认为主要责任在于农村信用社一方，甚至它应该负全责。“因为农村信用社内部人员是在知道是假印章和专款流向个人的情况下协助套取的，这是农村信用社明显的监管疏漏，责任不可推卸。”
至于财政局股长利用职权、私刻假公章的情况，王碧青律师认为，财政局虽然是行政机关，但是从存款关系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普通储户，它是民事主体，和任何个人储户的地位是一样的，就是存款人。信用社就是银行，双方关系通过生活常识也可以判断，银行必须为款项流失负责，不能因为存款人的内部问题推卸银行的责任。
“现在已经不是信用社能不能免责的问题，而是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王碧青律师说道，“这个案件涉及到《商业银行法》的很多内容，其中的金融规则和行政规则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就违背了金融法规的基本原理。”
北京大学金融法副教授洪艳蓉则认为，在案情审理情况没有完全公开之前，谁该负责还是一笔糊涂账。
“财政部门作为国家公务员系统，其账户法人的开户和大额款项的流动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且定期都要进行财务清理，尤其是银行贷款、国家存款等，走的账户和程序都是特定的，印章、核对账号、一致性审查等环节都是有作用的，不能因为个人的问题就成为‘受害者’，财政部门肯定是有责任的。”洪艳蓉认为，“巨额款项被长期非法挪动，而主管部门和负责人毫不知情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农村信用社除了管理程序之外，还有监察环节和报告制度，就算人员出了问题，外部监控也是应该能发现的。”洪艳蓉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信用社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缺乏联网监控，可谓遗憾。
鄱阳官方表态：银行须无条件全赔
虽然鄱阳县农村信用社认为，“责任是双方的”，可是，面对9400万的大洞，农村信用社显然处于不利地位。
“因为政府可能‘打落牙和血吞’，农村信用社就需要为稳住财政这个大客户而垫付这笔钱。”上述支行长分析说。
官方态度则非常坚决。2月2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鄱阳县宣传部副部长陈慧斌，他明确表示：“资金应该是由银行来赔，追缴的钱能追多少钱都是银行的，但是9400万必须银行赔给我们财政，这是无条件的。”
鄱阳县财政局党组成员徐晓明也持此观点，“事故是由于银行把关不严所造成的” ，不过赔偿的具体事项“现在还定不下来，正在交涉”，因为毕竟，“银行也不是听我们当地县政府的，它是由银监部门管理的”。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有关人士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在我们很为难”，因为“刚刚组建的地方性农信社规模一年也就三十几个亿，所以我们垫付这9400万，实在既困难又说不过去。”
但是，如果不垫付，顾虑则更多。“一是鄱阳的财政也确实困难，哪里有钱来填补此漏洞，另一方面，省里、市里都很关注和重视此次事件，我们就怕受此事件影响的扩大，慢慢大家就会觉得农信社不安全，财政局就会撤走财政在农信社的存款。”
江西省农村信用联社的担忧显然很有必要，因为农信社的生存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依附于地方政府的，“地方财政资金中的财政存款、涉农部门等是农村信用社的大客户。”
此外，商业银行对农村信用社所造成的压力也不容忽视。“我们与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现在我们新开户会很困难，再有财政专户，他们就会很谨慎，我们的生存难度加大了。”上述省农信社有关人士表示。
但也有银行业同行认为，农村信用社并不是“冤大头”，因为，“农村信用社有政府背景，江西省农信社就是江西省政府的，而且农村信用社在县乡一级总量最大，最有话语权，财政资金和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是打不散的。”所以，既然是一家，谁来补洞就不重要了，“不过是从左口袋掏到右口袋。”
王碧青律师用“不懂金融，不懂金融法规”来评价上述观点。“财政局和农村信用社分属于两个系统，在金融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怎么可以混为一谈？”
但王碧青律师也提及，责任承担和补偿漏洞的时机还有待商榷，因为法律上有“先刑后民原则”。“先刑后民”就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先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定刑罚，再追究民事责任给予赔偿。
“这个案件是否适用还要看事实证据，根据目前情况，我个人倾向于不适用，因为财政局是可以以存单等票据为证据，向农村信用社索赔的，只要农村信用社有赔偿能力，就应该承担补偿义务。”王碧青律师说。
洪艳蓉则认为，作为一个经济犯罪案件，追回巨款补上漏洞，需要按照公安系统的经济犯罪处理办法，对犯罪嫌疑人实行国际追捕和引渡。“当然，这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