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晚报：让渡执法权无助于社会治理

　　去年，武汉实行有奖鼓励市民举报车辆违法，结果产生了多达百余人的拍客，一年领走500多万元奖金，一名拍客一周拍摄200多辆闯红灯车辆，获得奖金6000多元。(2月28日《今日早报》)

　　事实上，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公民举报车辆违章行为，是允许的。但是，在有偿举报政策出台之前，举报未见如此火爆。至少说明，公众对交通违章的意见，尚未大到对违章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或者，公众对于举报的效果，并不足够乐观，当然这可能涉及取证难的问题。而对于行政执法部门来说，行政处罚的证据应由其调查搜集，拍客的证据在法律上是存在问题的，如果违章司机较真，未必对交管部门有利。

　　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了高度的分工，正是因为不同人群各尽其责，可以最高效率实现社会的秩序正常。交管部门是交通违章治理的职能部门，因为人力原因，不是每条道路都能实现较好的监管，这可以理解。但并不能因此就随便让渡执法权，公权的授予和让渡应该有一套严密完整的程序。现代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决策过程，而非执法过程，执法权的混乱必然引发社会治理的困境。

　　拍客容易引起司机反感，甚至遭到殴打；同样，因为司机违章可能面临罚款，拍客因此也可能勒索敲诈违章司机。类似问题还有很多，无一例外缘于该政策导致的社会角色异化和混乱。因为执法权的让渡，公民可能据此进行上文提到的敲诈勒索，或者其他滥用方式，必然会伤害其他公民的权益；反过来引发的社会不满和报复，也将威胁滥用此项执法权的普通公民的人身安全。这造成的社会矛盾和道德危机，或许比轻微的交通违章后果更为严重。

　　正常的社会，交通管理有死角是正常的，存在一定的交通违章也是正常的。如果交通违章的程度较为严重，交管部门当然应该主动治理，手段有很多，比如电子眼的成本未必比奖励拍违高。而如果执法权让渡，将导致社会角色分工混乱、权力的滥用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败坏，这显然不是上策。王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