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近日列席全国政协体育界别讨论会，会后表示，在预防腐败及社会廉洁方面，要加强对社会现金流通和商业预付卡的管理，“目前准备对大额预付卡实行实名制”。另外，他表示：“建立公民二代身份证取代一代身份证的信息代码制，也将有效预防官员腐败。”(《京华时报》3月8日)
这听起来很有道理。不过，当这个治理目标与“公民信息库”结合在一起时，就让人不太理解：预防官员腐败，那去建“官员信息库”啊，为什么建“公民信息库”？难道每个公民都有腐败的可能，这不是“贪官生病，却让全民吃药”吗？
预防官员腐败，何必舍近求远地拉着全民一起陪绑？这方面最有效的手段是建官员信息库，监控官员的银行账户、房产和子女就业等情况。而建官员信息库，最简单可行的制度形式，就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制，让官员定期申报自己家庭的财产收入和变动情况——不仅要他们自己申报，监管部门更要主动掌握他们的财产信息。建立起官员信息库，及时监控官员银行账户的异常变动，了解到他们不明来源和无法解释的财产，这才是最直接的腐败预防手段。谁生病，就让谁吃药。发达国家的反腐经验也证明，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是最有效的反腐利刃。
可这种最直接有效的反腐手段，因为受到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力阻碍，一直得不到实施。舆论自1988年开始就呼吁推行财产申报制，有关部门一直回应“在研究”，90年代后虽先后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及《关于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却得不到落实和执行。近年来每次全国两会，都有代表委员提这方面的议案提案，重庆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提6年，可回复都是“论证研究”或“逐步推进”。真正的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出台，官员信息库就无法建立。
官员信息库无法建立，官员阻力大，老百姓好管理，于是就开始打主意建立公民信息库，以此预防腐败。这显然是拣软柿子捏，转移焦点，回避问题。
政府部门在进行类似问题的治理时，似乎一直有“官员生病全民吃药”的规制习惯。记得浙江宁波市海曙区纪委几年前曾推出一个反腐网游《清廉战士》，描绘一个成长在“贪官横行”世界中的“清廉战士”，通过与贪官斗智斗勇、抵御“升官发财”等诱惑，抗腐经验值不断累积，最终达到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清廉仙境”。当地纪委称，要通过这个游戏对青少年进行反腐教育，反腐从娃娃、从青少年抓起，通过游戏这种轻松的方式传播清廉理念。这也是“贪官生病青少年吃药”。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是手中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向青少年宣传有什么用？腐败横行不是国民素质问题，而是权力未受监督使然，一个道德再高尚品质再优秀的青年，只要他手中掌握了不受监督的权力，就可能会腐败变质，任何先在的反腐教育灌输都不顶用。
为防贪官出逃，对公民护照进行严密审查；为防官员洗钱，对所有公民的银行账户进行监控。结果，很多时候并没有防住有强大反侦查能力、越来越狡猾的贪官，倒是对公民的自由进行了无数限制，给老百姓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公民信息库，实际上不该是对公民信息进行监控，也不应承担防腐反腐功能，而应向公民提供服务，并以此推进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其实，如果公民信息库真能治腐，没病的老百姓跟着有病的贪官们一起吃药也没什么，反正不做亏心事，不做违法钱，公开信息就公开信息了。所以，当前年有官员就财产公开制反问“你们老百姓怎么不公开财产”时，网络上兴起一个“我脱了，轮到你”的平民财产公开运动，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财产，以此倒逼官员也公开财产。可是，官员群体并没有呼应。老百姓不怕公开，怕的是屁股上有屎的官员。所以，最终的药肯定都只是没病的人吃了，有病的人可以轻易逃避吃药。这正是公众对预防腐败的公民信息库充满反感之处。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再一次从有关部门的回复中了解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正在制订过程中。 (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