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愚人节了，愚人新闻、愚人游戏、愚人策划、愚人商品，愚人节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娱乐链条并成为一种文化和商业现象。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国人的娱乐精神早已与世界接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懂得娱乐，敢于娱乐，是自信的表现。
愚人节，是市民社会的娱乐狂欢，愚人，是公众之间善意的玩笑。其实，不仅是愚人节这一天，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有娱乐精神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愚人节”文化，面对办公室中、PARTY上、聊天时善意的“愚弄”绝不会生气，而能以轻松和宽容去参与娱乐——因为，我们都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不是真正的愚弄，而仅仅是恶搞；不是为了整人，而仅仅是娱人；不是真把恶搞对象当成愚蠢的人，往往是找最亲近、最熟悉的朋友去娱乐。
可现实中，有一种愚人，不是娱乐，而是低估人的智商，真正把人当作蠢人去愚弄；不是恶搞游戏，而是霸道地去捉弄那些无力与其平等博弈的人，玩弄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傻瓜的人。面对这样的愚弄，你虽然怒气冲天，却无法“反愚弄”，也去愚弄那个愚弄你的人；虽然明知道这是一场愚弄，你只能选择“被愚弄”，而无法拒绝。这样的愚人，不是一般的愚人，而是权力对民众的戏弄、玩弄和愚弄。
现代社会，可以被同事愚人，不容被权力愚弄。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权力愚人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普遍，不仅是个案上的，而呈现出制度性的特征。权力愚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丑闻被曝光后的权力表现。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官员，习惯低估民众的智商，而作一些明显是愚人的解释。比如，陕西某地政府官员私分民间收藏家向政府捐赠的文物，丑闻曝光后，官员向媒体解释说“是保管在个人家中，而不是私分”——这就是典型的愚人。还有，海南某地一个6000多套限价房项目仅仅针对公务员销售，每平方米3000多元的房价远远低于周边每平方米25000元的普通商品房价格，官员的解释说，是为方便公务员上下班，可为政府节省很多油料——这样的解释难道不是把老百姓当傻瓜！
一些部门对丑闻的解释充满着类似的愚人色彩，坏事，都是临时工干的；出了差错，都是“技术原因”；下属犯了错误，永远都是个人行为，领导永远都是“毫不知情”。某些政府部门掌握着新闻的发布权、信息的阐释权，垄断着话语权，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们敢于愚人。
其二是某些政府部门在信息公开上的表现，也是习惯把老百姓当愚人。无论是公开灾难信息，还是突发事件的信息，不少地方拒绝公开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就是：担心公开信息后会引发恐慌，真相会引发很大的不稳定。比如某地发生手足口病疫情后，当地政府拖延多日后才公开疫情，理由就是“怕引发恐慌”。还有某地流传钴60将爆炸的传言，当地政府拖延公开的理由也是如此。事实真的如此吗？民众真的愚蠢到对真相没有了承受力，一公开真相就会惊慌失措吗？事实证明完全相反，突发事件后充分地公开信息，只能让人更加聪明，而政府捂盖子才是引发社会恐慌的源头。愚蠢的不是民众，而是那个捂盖子的公权力。
其三是在民主问题上，一些官员也习惯低估民众的素质，把民众当傻子。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拒绝实行民主的一大理由是，民众普遍素质太低，还没有发展到能够使用民主权利的程度，让他们参与决策，既浪费时间，又容易造成混乱，还无法保障决策的质量。所以，还不如直接让精英们关起门来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已逝的宪政专家蔡定剑先生早就作过系统的批驳，不要低估民众的民主素质，其实，民众在行使民主权利上有一种天然的本能，捍卫自身利益的冲动会让他们去用好手中的权利，民主素养与文化水平无关。农民不懂民主的罗伯特规则，可他们发明的“萝卜青菜规则”异曲同工地反映了民主的本质。
还有，在一些公共问题上，一些部门动辄就想到“管制”的方式，总想去自上而下地去监管和教育老百姓，却不放手让民间去进行道德自治；在民间慈善问题上，正如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所批评的：什么事情都搂在怀里，自己做不过来，又不肯放权、放手让社会力量做——骨子里，也是把老百姓当愚人。
我过愚人节，我快乐；可有些政府部门的权力天天逼着我过愚人节，天天“被愚人节”，我就很不乐意了。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