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称“扒窃”独立成罪仍需细化

　　1997年刑法的修订和最高人民法院对盗窃罪的解释将盗窃罪进一步细化，但是随着扒窃方式在涉盗违法犯罪行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并逐渐呈现团伙作案，流窜作案，屡次作案的特点，有限的行政处罚手段在防控盗窃违法行为方面未能实现预期效果，个别地区对盗窃起刑点的调整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此背景下，今年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做了修订，把扒窃行为明确纳入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使之成为一个可以不受数额和次数限制、独立定罪的行为类型。

　　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审议过程中，扒窃行为是否独立入罪存在极大争议，但是一旦法律将其明文规定为犯罪，正确理解和规范适用应该超越立法之争成为首要任务。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扒窃式盗窃应当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在行为特征上，扒窃与其他盗窃行为存在一定区别；在成立犯罪标准上，只要实施扒窃行为，理论上就可以予以定罪。

　　由于扒窃行为在行为主体、主观方面和侵犯客体方面与其他盗窃行为无太大差异，因此，扒窃式盗窃罪的认定主要从犯罪客观方面加以阐释。在刑事司法领域，从一般意义上升到刑法规范意义上时，“扒窃”行为与其他盗窃行为相比在犯罪地点和行为方式上存在差异，通常前者发生在公共场所并以窃取他人贴身财物为目的。从《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行为明确化的立法背景来看，盗窃罪中的“扒窃”兼具词源本意和犯罪学意义。因此，扒窃应当是指在公共场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因此要注意扒窃的两个特征，一个是地域特征，扒窃行为必须发生在公共场所，与入室盗窃相对；另外一个是对象特征，扒窃行为的对象只能是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通俗地讲，应当仅限于受害人放置在身上的财物，除此之外，即使在受害人可控范围之内的财物，如果没有放在身上，也不能称为随身携带之物。

　　在具体定罪的过程中，不能机械地将所有扒窃行为(不管未遂还是既遂)都纳入犯罪的惩治范围，否则就有违刑法规范的限制机能。以刑法第十三条“但书”为基础，笔者认为，在扒窃式盗窃犯罪中，如果行为存在以下情形，情节轻微的，可以考虑不予犯罪论处，如偶犯、初犯；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作案的；自首、立功或者坦白的；全部退赃、退赔的；协助实施扒窃的；被胁迫参加扒窃的；没有分赃或者获赃较少的；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扒窃行为。

　　《刑法修正案(八)》亦将“携带凶器盗窃”纳入盗窃罪的罪状，成为与“扒窃”相并列的行为方式。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扒窃时，往往会使用一定的器具作为辅助手段，如小刀、三棱刀、剃须刀的刀片等，笔者认为，“扒窃”是盗窃行为的一种特殊形式，“携带凶器”仅仅是对“盗窃”的限定，并不能影响盗窃的行为类型，因此“携带凶器”扒窃的，不应当理解为“携带凶器盗窃”，即是否携带凶器不影响扒窃的认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