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掠影：清末大规模赴日法科留学与留美幼童

　　我国近代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大规模的官派留学活动，对中国近代史影响甚巨。由于介绍这两次活动的书籍众多，事件本身又脉络庞杂，想清晰扼要的了解这两次留学活动殊为不易。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阅读三本书，就使那许久以前的历史，借助文字在我们的心中醒来。这三本书，分别是谢泳先生的《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王健先生的《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和钱钢、胡劲草著的《留美幼童：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清末大规模的选派学生赴日法科留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中国法制史而言，法科留学更是意义深远。我们现在使用的法律词汇及法学体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那时形成的。谢先生在他的《杂书过眼录二集》里提到了自己手边的一册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的明治三十八年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就是一本很重要的研究法科留学的原始材料。这本书是当时唯一“以华语通译教授法律、政治等学科”为清朝留学生传授法律政治知识的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的讲义。根据《出使日本大臣杨枢请仿效日本设法政速成科学折》和《日本法政速成科规则》的记载，法政速成科“以教授清国现代应用必要之学科，速成法律、行政、理财、外交之有用人才为目的”。清政府出使日本的大臣汪大燮与其后来的继任者杨枢对法政速成科的成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汪大燮卸任后，在继任的杨枢与当时的法政大学的校长梅谦次郎的推动下，法政大学的法政速成科在东京成立，“开学之日，中外士商来观者千余有人，日本各部院大臣亦来颂祝，礼甚隆重。”

　　谢泳先生在书中说：“他们(汪大燮和杨枢)的建议(在东京建立一所速成法政学院)得到了当时法政大学的校长、有日本‘民法之父’之称的梅谦次郎的支持，后得以实现。”从文字上看似乎是指清末大使们关于法政速成科建议受到梅谦次郎的支持，法政速成科之事始成。但是如果从王健先生的《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来看那段往事，就会发现王健先生的叙述与谢先生的叙述有些出入。王先生书中说：“光绪二十九年，日本公爵近卫笃麿和东亚同文会副会长长冈护美子爵，与总监汪大燮会商，打算在东京为中国游历官员设立法政速成学院，学章甫拟就，而汪大燮已卸任，近卫笃麿旋身故，事遂中止。”后来由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与在日本留学的范元濂和曹汝霖继续谋议。杨枢抵日后，热心这一计划的梅谦次郎又向杨枢提出此议，杨即向长冈护美取得前已拟草的学章，并与梅谦酌议改定，又经日本文部省认可之后，于光绪三十六年正式开办。由此段文字来看，其实日本方面是对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学习法律知识很热心的，而且梅谦次郎是这一计划的积极推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支持者。至于日本如此热心支持中国留学生的原因，王先生引用了汪向荣的《日本教习》一书的分析，尤其是其中的“清国保全论”一节的观点，认为日本的热心与日本在当时国际形势下所处的地位，以及当时日本所推行的对外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

　　由于王健先生的书属于此范围内的专著，他在书中举凡叙述论断皆有所出，考证甚为丰富详细，王先生对此段历史的描述更为准确。由此，若要详细了解关于赴日法科留学和中国近代法律制度中的日本因素和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缘起、背景、发生、发展，王健先生的这本书更为合适。

　　诚然，在晚近中国的官派留学史上，日本的法科留学意义重大，但在此之前还有一次大规模的有历史意义留学美国的活动。容闳是留美项目的发起人。留美学子均属年幼之际便被清政府派出留学，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美幼童。他们的故事跌宕起伏，颇为传奇。

　　公元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留美幼童从上海登船出发，目的港是旧金山。从1872年到1875年，大清王朝先后派出四批共一百二十名官费留学生，学习各种近代知识，几乎遍布各个学科。幼童的命运各不相同，有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又有学到中途被清政府“召回”而肄业的，更有因路途遥远加之水土不服抵美不久就病故的。幼童中的詹天佑作为中学历史教科书里的著名人物，为人们所熟知，实际上这批幼童在抵美之后经过不懈的学习，到大学阶段悉数进入各个美国名校，有三位留美幼童进入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清政府称为高林避亚大书院)：唐绍仪、周寿臣、吴仰曾，曾进入耶鲁的张康仁，被召回国后，又重返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毕业。这批幼童才俊辈出，后来多数成为社会精英。他们在学习阶段就展现出了爱国和拳拳报国之心。后来成为天津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耶鲁大学肄业)，于1877年在名校哈特福德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做了题目为《鸦片贸易》的演讲。在批判了鸦片及鸦片贸易之后说，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台下掌声经久不绝。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论题。官派留学生们无疑肩负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外派留学的意义，他们的命运和学识都深深的嵌在了历史之中。发现和了解他们的经历，认真审视那段历史，在追忆过往的同时，我们可以汲取信心和养分，这些对我们如何正确的对待西方文化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 康宝奇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