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药家鑫案讨论须有基本正义观

　　尽管法庭宣布择日宣判，药家鑫案的舆论余温并未消退。近日，西安音乐学院在其官方网站刊文澄清，此前以过激言论力挺药家鑫的“李颖”并非该院学生。

　　药家鑫案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的性质，上升为社会事件。由它引申出对教育、人性、死刑存废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与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药家鑫还是李颖都是探讨这些宏大主题的切入点，随着探讨的深入而逐渐模糊。然而，目前的舆论存在一种倾向，直接将具体人物代入论理，混淆了人与罪，情与法的界限，在药家鑫的定罪与死刑存废上尤为明显。

　　不论药家鑫应得的刑惩为何，从药家鑫的犯罪事实来看，视药家鑫为“罪人”想必并无不当。既为罪人，就理应有罪的一面，亦有人的一面。不赞成对药家鑫判以死刑的人普遍是站在人性的角度，解读其犯罪心态。同学邻里的陈情，过往荣誉等优秀记录，均为了证明药家鑫的“本是好人”。客观地说，每一个罪犯都有一套犯案的行为逻辑，因循相应的逻辑去感受，甚至有令人动容之处。愈是凶残的刑事案件，因关注程度而曝光的人性“闪光”就愈多，大众对其所犯罪行达到某种程度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并不能僭越定罪范畴。

　　定罪的依据是犯罪行为。驾车撞人后担心追偿而连捅伤者数刀致死，残忍性与危害性俱全，属事实清楚证据明确的杀人行为，依据我国现行刑法，应当判处死刑。对罪的认定既是刑法的施行，也是社会正义在具体个案里的展现。“人”与“罪”或许有交集，不过，两者始终行走在不同的逻辑轨道。在定罪上，法律的归法律。一旦把“人”和“罪”的概念混淆，就会得出好人杀人不该死，坏人因罪不得好的谬论，前者就是药家鑫案出现的试图用人性作减轻罪责依据的情况，后者则是时常看到的，有犯罪记录者难于重新融入社会的情况。

　　另一种不赞成死刑的声音源自法律制度本身，以药家鑫案谈死刑存废问题，将药案看作现实可能的死刑废除的起点。

　　死刑存废是现代刑法理论广为关注且备受争议的问题。从效果角度看，死刑本身的威慑力有多大，死刑对恶性犯罪能否形成有效制约；从信仰角度看，人是否有权决定另一个生命的存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基于不同角度决定自己的取舍。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确实普遍废除了死刑，也有一些国家在死刑存废上出现过制度的反复，足见死刑存废问题的复杂性。

　　作为制度的死刑是否合理，死刑该不该废除，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药家鑫显非探究这一问题的合宜触媒。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对一个凶残杀人的人判以死刑，合理合情合法。而事关刑法体系整体变动的死刑制度的存废，则应以现实为依据，立足社会正义的普遍国民认知，在更广泛的空间与视野下加以探讨。

　　原本并不复杂的案件，在性质概念的交织后无形复杂化。拨开裹缠住案件外壳的争论，内核不过是最为浅显的道理，这个社会应该有基本的正义观，药家鑫作为一个人，可以被同情，也可以被宽恕，但他施于受害者的惨无人道的罪行，必须以现行法律准绳给予惩罚，宽恕必须建立在惩罚的基础上，否则就是对受害者的不公，也是对其他犯罪伏法者的不公。（付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