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物权法艰难诞生体现民主 力推民法典问世(2)

　　“尽快推动民法典的问世”

　　早在1984年，王利明留校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之时，适逢我国酝酿、起草《民法通则》，其主要起草者就是王利明的博士生导师佟柔教授。王利明协助导师就《民法通则》中涉及的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开始形成自己对民法体系的看法和认识。1986年，他和郭明瑞等合撰的《民法新论》在法学界产生广泛影响，成为民法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过几次民法典立法活动。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初的两次，均因政治运动而中断。1979年，彭真恢复工作后，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再次主管立法工作。当时，王汉斌任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是彭真的重要助手。是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之下成立民法起草小组，开始了第3次民法典立法活动，共有五六十位民法学家参与，至1982年5月起草了民法典草案1至4稿。由于当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社会生活处在变动之中，关于民法典的立法，各方面迟迟未能达成大致的意见，民法典的立法活动只好暂停。彭真因此提议：民事立法由“批发”改“零售”；在一时难以制定一部完善的法典的情况下，先分别制定民事单行法，待条件具备后再制定民法典。

　　1998年1月，主持立法工作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委托6位专家、两位退休法工委干部和1位法官组成民法典起草小组，他们的任务是起草民法典和物权法。这是王汉斌卸任前做的最后一件大事。

　　王汉斌找王利明等开会之时，城市改革的方向已经明晰，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也已确立，民事立法面临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当时决定成立一个民间机构“民事立法研究组”，挂靠在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民事立法研究组”成立之后，就坐下来讨论该怎样开展工作。在民事法体系中，已经有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收养法，还有3个合同法。接下来要起草哪一部法？大家认为，最主要的，一个是债权，另一个是物权。从难易程序看，确立物权在当时还难一些，之前的民法典草案尚没有“物权”的字眼，均用“与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来代替。草拟合同法比较简单，1981年、1985年和1987年我国相继颁布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于是，研究组就决定首先起草统一的合同法。王利明首先参与了合同法的起草过程。

　　在合同法颁布之后，他又立即投入到物权法的起草工作之中。在物权法刚通过之后，他又集中精力研究侵权法起草过程中的那些重点和疑难问题。王利明最早提出要单独制定侵权责任法的思路，他的这一立法建议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认为，传统大陆法系的债法体系在当代已经凸显出诸多的弊端，我国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单独制定，其主要优点在于，使得内容十分复杂的、现实中重要的侵权责任制度能够自成一体，形成体系化的规则。从我国现实需要来看，如果不制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而将其置于大量的特别法之中，主要的弊端在于其无法体系化，对于法官的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著，积极推动侵权法的制定。　

　　2009年12月26日，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经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利明的学术历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商事立法历程的缩影。他先后参与了《经济合同法》《合同法》《专利法》《产品质量法》《物权法》等大量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法制建设》《论社会保障立法》《物权立法：采纳物权还是财产权》《关于产品质量法修正案(草案)的几点意见》等咨询报告，为完善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提出了众多建议。作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的专家顾问，王利明长期为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重大疑难案例提供咨询，承担了大量的司法解释的论证、起草等工作。

　　“自古以来，中国不缺少刑法的传统，不缺少国家管制的传统，缺少的是民法的传统。”在王利明的心中，民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和对权利的尊重。他大力呼吁，应尽快推动民法典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