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妙家人的“不信任”
“如果没有能量，能够对我们置之不理？”在王辉看来，药家鑫父母的态度压根儿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继而视此为药家的“自信”
事实上，药家和张家完全有可能建立信任。许涛和王辉都告诉记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一位57岁的朴素农民，在女儿遇害后不久曾连续多次找到刑警队、律师，主动提出希望见一见药家鑫的父母，“想看看药家鑫的父母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养出了这样的孩子！”
“当时在张平选的心里，对药家鑫父母是有同情的。”但让许涛感到费解的是，对于受害人家属的这一主动请求，药家鑫父母一再予以拒绝，“不愿见面”。
王辉说，本来就是他们主动上门，自己也不会见。但岳父主动找了三次，他们竟不见，“药家鑫杀人说是因为农民难缠，都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看是有其子必有其父”。
路钢解释，当初药家鑫父母是有顾虑的，一是钱没凑够，见面也没有实际意义；二是担心进村之后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再就是觉得没有脸见。
王辉等人对此并不认同，“根本就没谈赔偿的事，说什么钱？”安全问题更是无稽之谈。至于律师后来留下的药家鑫父母的手机号码和座机号码根本没人接。只是在后来警方提出将张妙下葬后，张家通过警方先后两次拿到了药家提供的1.2万元和3000元丧葬费，前后间隔半个月。
直到案发后的第128天，张妙家人和药家鑫父母才有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次见面。
那是2月25日。在西安市长安区一家招待所的包间内，药家鑫的父母在律师路钢及助手的陪同下，与张妙的父亲张平选以及一教师朋友、许涛，坐到了一起。当地媒体两位记者现场见证。
“药家鑫的母亲一进门就下跪，药家鑫的父亲则不断说着对不起。”许涛说，双方几乎没有什么交流，药家鑫的父母将带来的3万块钱放在桌上，张平选没有要。双方见面约持续了十几分钟。第二天，药家鑫母亲向受害者父亲下跪道歉的照片在当地报纸上刊发。
“我当时就火了！”张显从照片上一看到路钢顿时就非常生气，“前一天晚上，我们去法院领传票，有本地报纸记者喊我们一起吃饭，路钢在场，但始终没有介绍，我们以为他也是记者呢，结果是摸我们底牌来着！”
张显感觉被愚弄，“这是知道马上就要开庭了，才来收买我们。”
这无疑加剧了双方的芥蒂。许涛在与他们长时间的接触中明显感觉到，正是在这种冷漠的态度面前，“张妙家人可怜对方的心最终消失，直到演化到不要一分钱民事赔偿也要看到药家鑫死。”
“如果没有能量，能够对我们置之不理？”在王辉看来，药家鑫父母的态度压根儿就不是冷漠，而是“瞧不起我们农民”，继而视此为药家的“自信”。
为什么在警方介入调查之后投案仍被视为自首？为什么药家鑫10月23日归案，直到一个月之后的11月25日才正式批捕？为什么案发5个多月之后还迟迟不宣判？
4月13日傍晚，王辉不断抛出一连串的质疑，认为是药家在操控这一切。
而在3月23日的一审中，法庭突然邀请包括药家鑫母校西安音乐学院在内的400名大学生旁听，却只邀请25名张妙家属旁听，并现场发放问卷调查，这更加深了张家的不信任感。
法庭问卷调查风波
“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司法的首要前提就是独立。退一步讲，以学生为主体的旁听对象层次性单一，谈何代表民意？”在律师富敏荣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举开启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任何一个轻微的倾向性选择都会伤害司法公正，从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
张家的不信任感是全方位的。法院第一次通知3月3日开庭一审，后来被推迟到3月23日，法院解释是检察院方面补充调查药家鑫的第二起车祸。
为什么一审在案发后5个月才开庭？律师许涛说这在程序上没有问题，但对比以前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似的马加爵案、杨佳案的庭审速度还是有些晚。张显则认为，在这时候推迟20天，“正好隔着全国两会，或许会有废除死刑的讨论。”
张显不相信事情会平白无故地发生。在一审开庭期间，法庭给了他们25张旁听票，但西安音乐学院(药家鑫母校)却派来更多的大学生旁听，他当即愤怒不已：“请这么多药家鑫的同学来，是要吵架吗？”
当公诉人表示认可药家鑫自首情节时，他在法庭上拍了桌子。
曾经在马加爵案中担任受害者家属代理人的上海知名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富敏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药家鑫案受害人家属“怀疑一切”的态度其实是对司法公正性的不信任。
“他们坚决不要赔偿，其实是担心这会影响到最终的判决。其实在刑事案件中诉求民事赔偿是他们的权利。”在富敏荣看来，公众关注药家鑫案，其实很多也是基于跟受害人张妙家属一样的心态。放大而言就是对整体司法环境的不信任。
在他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中的问卷调查，则加剧了这一不信任。
3月23日的药家鑫案一审现场，在法官宣告择日宣判之后，一份写有三个问题的问卷被发到现场的旁听者手中。
当时，容纳600人的庭审现场，400名是大学生。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的一位大二学生参加了此次旁听，她告诉记者，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学校的教学基地，那天他们一共有240名同学去参加了旁听。但据她了解，也有人说是去了280名，其余三个学校西安音乐学院、西藏民族学院、陕西空军工程学院分别去了40名学生。
“当天早晨临时通知，并没有说去了之后还会有问卷调查，只是要求写一份旁听感受。”该同学表示很意外会有问卷调查，“但后来老师说不要随便接受媒体采访。”
这份问卷向他们提出了三个问题：1.陈述一下该案案情；2.你认为应该怎么判？3.你对法院的庭审过程有什么建议？
“法官说在最终的宣判中会听取这些意见，同学们因此都比较慎重。”该同学观察到，“多数人倾向于死刑缓期执行，也有一些人写死刑。”
路钢表示此举并不逾规，许涛对此拒绝评价，张显断定这是“阴谋”，而富敏荣认为这是明显瑕疵。
“没有法律规定法院可以进行问卷调查，司法的首要前提就是独立。退一步讲，以学生为主体的旁听对象层次性单一，谈何代表民意？”在富敏荣看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此举开启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任何一个轻微的倾向性选择都会伤害司法公正，从而加剧公众的不信任。“马加爵案中，社会舆论普遍同情马加爵，公诉人没有提死刑立即执行，是上海律师提出的。其实舆论越集中，司法就应越独立，受舆论影响摇摆只能伤害自身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