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报道:农民17年强奸116人判死刑 受害者大都是留守妇女
历时17年之久,强奸116人之众,这一全国罕见的安徽临泉戴庆成强暴留守妇女案,从3月21日《新安晚报》首次以“人前装孝子夜间变恶魔”为题予以曝光,直到4月18日《新京报》刊登“安徽‘连环强奸案’与农村治安难题”进行追踪报道,始终处于舆论的漩涡当中。
通过各路媒体的连续采访,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借助这起恶性犯罪,走进人们视线。作为驻留乡土的特殊群体,她们集农民和妇女两个弱势身份于一身,在农村治安公共服务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当青壮年男性为了生计纷纷远离家乡,作为家庭和农务的主要承担者,这些女人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失去了安全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针对这起案件的报道,一些门户网站和纸媒,没有对留守妇女的人身安全予以关照,反倒在标题中突出“受害者大多沉默”的字样,把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和“有恃无恐”,归因于留守妇女的“忍气吞声”。责备留守妇女愚昧、怯懦、胆小怕事,文化水平低,法律意识淡薄,甚至有网友评论说,此事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留守妇女的寂寞,为犯罪分子开脱。
的确,如果第一个被强暴的妇女主动向公安部门报案,或许可以避免接下来115个妇女受害;假如每一个妇女都能在歹徒的尖刀面前大声呼喊,或许犯罪分子会被吓得逃之夭夭。但这都是我们对正常社会生态的合理想象,却无法在留守妇女身上兑现。
作家王小波说过,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作家说他自己属于最后一种。农村留守妇女之所以选择沉默,在事发当中不大声呼救,在事发之后不向警方求助,不过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现实选择,这当中既有对“坏了名声”、“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的担心,也有对公共执法部门的信任危机——报案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遭致犯罪分子更猛烈的报复?假如案件不能侦破,会不会惹来周遭的猜忌和嘲笑?
事实上,犯罪分子17个年头逍遥法外,猖狂到强奸116人,抢劫91起,故意伤害致2人轻伤,都可以看出,留守妇女的种种顾虑并非全无道理。乡村安全何以成为真空地带?
防范和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责任,无论是执法部门还是媒体,都没有理由把这个重担转嫁给手无寸铁的农村妇女。不管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如何,是不是有足够的法律意识,有没有足够的胆量,都有安全而尊严生活的权利。没有公权力的有效干预,只凭借留守妇女在受侵害后呼救,与坏人周旋,斗智斗勇,都不能根本杜绝类似案件的发生。
危机面前保持沉默不是妇女的错,让犯罪分子“犯案上瘾”是公安之耻。本案中,那些被犯罪分子伤害又被舆论责备的留守妇女用沉默者的话语,表达出对执法不力的不满,对还乡土社会一片宁静的诉求。
戴庆成一审被判死刑,此案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邓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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