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对于乱作为、以权谋私的贪官及腐败之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有效的治理体系，而对于不作为、慢作为的庸官及懒政之风，似乎在治理上显得力不从心。令人欣慰的是，自今年4月以来，一场针对官员的“治庸风暴”席卷武汉。该市出台了《武汉市开展“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的暂行办法》，并成立了市“治庸办”，在短短的十余天里，就有39人因上班迟到、上网、玩游戏、炒股、聊天和脱岗而被问责。这场“治庸风暴”的时间之快、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震撼之强，均为该市改革开放以来之最。它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和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为官之道，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思想，而且存在着“无过便是功”的观念。不少官员信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治庸之举，无疑冲击了这种官场文化，使官员们树立“无为就是过”的新官场文化理念。
尽管问责制已推行多年，但在问什么事的责、问谁的责、谁来问责、以什么程序问责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弹性过大、模糊性过多的障碍。把问责之剑指向庸官懒政，把治庸与问责结合起来，无疑是对问责制的一种细化、量化和深化。
如果放任庸俗之风、懒惰之风、散漫之风的滋生和蔓延，将会严重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及官员的公信力，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准腐败”。孔子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即指官员之德像风，百姓之德像草，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
武汉市的“治庸风暴”，直接的背景源于投资环境不优，并已成为武汉发展的最大障碍。实践表明，庸官懒政是一个地方投资发展环境的“软肋”，甚至比某些硬环境更容易阻碍发展。治庸问责，实际上是用硬措施来改善软环境，对于许多城市或地方而言都有借鉴意义。
但“治庸治懒”贵在治本，重在机制。人们更企盼的是“治庸风暴”不是“一阵风”，更关注的是如何从源头上治庸，更看重的是治庸的长效机制，使“治庸治懒”成为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行为。其中最急需提供制度支撑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要有能者上、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官员“不愿庸”。所谓“庸”指的是“在其位有其权，但不谋其政，不负其责，不尽其力”或“占着位子不干事，甚至不让别人干事”的庸者。因此，治庸的关口要向前推移，提升或完善用人标准。凡是作风庸懒散的人，用制度和机制阻断其进入干部特别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让有为者有位，让无为者无位。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劣者下”，使“庸者”没有生存的气候和土壤。
其二，要有开放式、全方位的监督机制，使官员“不敢庸”。目前的“治庸治懒”是以内部自纠自查为主的监督，也可称为问责制中的“同体问责”，即政府系统内部的一种问责。而要更有效地“治庸治懒”，就必须扩展监督的主体，包括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公民的社会监督和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等，这也可称为问责制中的“异体问责”。
其三，要有依法治庸问责的约束机制，使官员“不能庸”。一方面，要重视对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问责制的经验、模式、成果的总结和概括，使其上升为法规，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注意力转移而转移。人们之所以对武汉市的“治庸风暴”到底能持续多久存有质疑，原因之一就在于担心它是否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例如，问责中对上班吃早点者罚款上万元，力度之大，固然可以产生威慑作用，但从依法行政看，似乎有些随意性。所以，另一方面，要注意“治庸治懒”问责行为与现有法律法规的对接和吻合，这样才能使“治庸治懒”合情、合理、合法，更具有持久性、权威性的效果。
其四，要有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官员“不想庸”。目前，不少党政机关和部门缺乏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包括量化、细化、刚性化的考核指标体系，以及奖优罚懒的竞争、激励机制，处在“三分之一的干，三分之一的看，三分之一的捣乱”以及“三分之一的人汗直冒，三分之一的人看热闹，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喊口号”。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治庸治懒”，就必须优化考核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指挥棒。(顾 杰 作者为湖北省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