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人员参与借贷
在民间的融资背景中，经常会出现官员的影子。
东阳市公安局出具的“东公诉字[2007]第343号”《起诉意见书》，详细罗列了吴英、林卫平、杨卫陵、杨志昂等8人的每一笔资金借贷情况，其中，涉案的义乌市公务员至少25人。
2006年3月30日，吴英以到广州投资白马服装城商铺缺少资金为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首批500万元，至2007年1月5日最后一笔200万元入账时，短短9个月时间，吴英从林卫平处借到了4.7亿元。至案发时，吴英归还林卫平本金0.9707亿元，支付利息累计0.5001亿元，尚欠3.7584亿元。
林卫平，原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队中队长，在义乌官场有广泛的人脉基础。而《起诉意见书》认定，仅林卫平一人涉及的债权人，就包括义乌市10多名国家公务人员。除了林卫平，在法院认定借钱给吴英的其他人背后，还隐含着无数下线。
2007年，新华社浙江分社刊发文章：经公安机关证实，这些涉案债权人中没有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只有极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文章还特别指出，义乌、东阳两地市场经济活跃，百姓较为富裕，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投资行为也比较常见。
2010年7月，吴英通过其代理律师，将20多页、数万字内容的“上诉材料”、“控告信”、“检举材料”带出看守所，提交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是吴英被判死刑以来，第三次向省高院提交上诉材料。上诉材料中，吴英记录了她所经手的每一笔借款及还款的数额、用途，还详细记录了其行贿多名官员的情况。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也称，一审判决后，吴英已在金华市看守所检举了当地约10名官员和银行负责人的受贿行为。其中，以本色集团所在地东阳市的官员为主，但也涉及金华市官员。
“金融业出了毛病”
从2006年10月开始，浙江、上海几家媒体的连续报道，吴英及本色集团开始闻名全国。本色集团曾公开对外宣称，本色集团在购买物业和装修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超过3.5亿元，但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来自“自有资金”。
直到案情公布，本色集团已知的银行贷款，只有工商银行东阳支行一笔1550万元的短期贷款。
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英想做生意，却在银行贷不到款。在杨照东为吴英所做的辩护词中，也谈到了“我国信贷管理体制本身存在巨大缺陷：客观上，企业对资金的需求量很大，但缺少有效疏通的渠道，正常的银行贷款又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老百姓手里的钱多起来后，迫切需要解决投资理财的渠道问题”。
由于受诸多历史和体制因素的影响，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一直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而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银行在审发贷款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贷顾虑”。
而吴英本人，对银行的贷款业务则一无所知。本色集团的法律顾问朱卫红说：“她甚至向我询问，如何向东阳工行抵押贷款。她对金融什么都不懂，连承兑汇票可以贴息都不知道。”
不仅如此，在吴英资金链运转最为艰难的时刻，曾经借贷的上述一笔资金，银行则提前开始了催款，这让吴英有些慌乱。银行的“冷漠”使吴英将融资矛头转到了上海等地，最后融资所得，却是一张5亿元的假票据。
此时，吴英遭遇的“假汇票”事件正如她当时的高调一样，迅速向外界扩散，加速了其资金链断裂。
在经济学家茅于轼看来，吴英一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间创业者的无奈。“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垄断，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就是你金融业出了毛病。”
与此种说法相佐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于2010年进行的一次民间借贷问卷调查显示，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了民间借贷，而中小企业则有60%参与其中。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目前就是按照结果来界定非法集资，出了问题了，没有办法还公众的钱了，就定义为非法集资。没出事，就是正常借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