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醉驾入刑不能由法官自由裁量

　　现阶段中国的立法有一种怪现象：某法律出台后，相关部门反映该法律不能执行或者群众意见过大，然后就由最高法、最高检或者公安部出台相关的具体操作规范，对已出台的法律进行“微调”，最终导致中国法律丧失了其本应有的威严。

　　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各级法院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要件。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注意与行政处罚的衔接，按照事件情节恶劣程度判断，危害不大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支持张院长这一讲话的法律依据是，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

　　那么，对醉驾来说，是否也存在“情节显著轻微”一说呢？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不成立。众所周知，醉驾不同于一般的违法行为。醉驾是“行为犯”，不是“结果犯”，也就是说，只要你有醉驾行为，不论你是否造成了交通事故，是否对他人造成了损害，你的行为均构成犯罪。这样立法的目的很明显，就是用重典治醉驾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在醉驾问题上对所谓的“情节显著轻微”者免于起诉，那就在醉驾是否入刑的问题上给法官予自由裁量权，这样留下的灵活性就会给执法者和违法者以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就会让违法者逍遥法外。更重要的是，如果对醉驾网开一面，就很难对醉驾者形成足够的震慑力。那么，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何以保障？另外，张院长的讲话与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也有冲突，因为罪与非罪应该是有法律明文规定，而不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修正案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就是一旦酒精超标的醉驾就构成犯罪，这与刑法第3条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现在最高法又加入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犹如打开一道口子。同时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里，这种罪与非罪的判断很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进而威胁到法律尊严，最终使得这条旨在加强保护人身安全的法律落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即便醉驾入刑以来，媒体广为宣传，但不少人仍然顶风作案，其中音乐人高晓松就是一个。其实，“醉驾入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抓多少人、判多少人的罪，而是要以此来约束驾车人不要醉驾。所谓乱世用重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最高法院任意解释法律条文，把“醉驾”设定为结果犯，没有严重后果就不构成犯罪，出发点是良好的，但是最高院不能以此而歪曲全国人大的立法本意，严重违反了法律解释程序，实际上使醉驾入刑的刑法修正案成为一纸空文。

　　现阶段中国的立法有一种怪现象：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对某些问题在还没有详细讨论、没有征询各方意见、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匆匆出台法律规定或者法律修正案。结果这些法律出台后，相关部门反映该等法律不能执行或者群众意见过大，然后就由最高法、最高检或者公安部出台相关的具体操作规范，对已出台的法律进行“微调”，最终导致中国法律丧失了其本应有的威严。醉驾的刑法修正案如此，其他很多法律的制订及修订也是如此。

　　比如2007年10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依据该条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受托律师不用公安部门或检察院的许可，单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实施后，所有律师都发现，在侦查阶段没有公安部门或检察院的同意许可，任何律师均不能会见犯罪嫌疑人，因为司法部门认为律师提前介入会影响案件的侦查工作。而且，公安机关提出，在侦查阶段，律师会见一定要被“监听”，公安一定要派人在场。最终，公检法司等部门只好联合发文，对《律师法》第33条规定制定具体执行办法，这使《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权利成为一纸空文，最终导致法律严肃性消失殆尽。

　　陈世幸 作者系广州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