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驾行为危害社会，人人喊打是好事。但公众毕竟是感性的，而司法要理性。打击醉驾关键不在于处罚有多严厉，而在于是不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消除侥幸心理的效果而言，执法的严密性或许比严厉性更加重要。
“醉驾入刑”施行半个月，全国各地先后曝出“醉驾第一人”被抓获、宣判的消息。
16日下午，在相关案例研讨会上，法学教授、律师等法学界人士，针对醉驾标准如何认定、醉驾是否该一律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自由裁量权究竟应当有多大等话题，展开激辩。
醉酒标准如何认定？
建议坚持以血液中酒精含量为主，辅以体现个体差异的“人体平衡试验”
司法实践中，采用的是行政执法认定醉驾的标准，即抽血检测“每百毫升血液中含80毫克酒精为醉驾”。这个标准并不是根据行为人的意识状态来界定的，即不以醉驾者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醉驾入刑后，认定醉驾的标准必须统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宜直接套用行政执法的认定标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柳波认为，醉驾入刑后，醉驾的认定标准也应“水涨船高”。
首先，醉驾者所面临的法律处罚变得更加严厉，不仅要被限制更长时间的人身自由，而且还可能承受更多的法律责任，如有的单位员工被判刑后，将被开除，今后的就业甚至生活都可能受影响。法律责任加重了，其对证据和证明的要求必然更为严格。
其次，醉驾的统一标准也应考虑个体的差异。醉驾与否是具体个体内在的肌体反应，不是外在的标准强加于他的，也不是外在标准能够客观准确判定的。醉驾与否必须结合个体的具体情况进行综合判断。比如有的人喝一两斤白酒也能照常做事，而有的人喝5毫升或10毫升酒可能就不省人事。
柳波认为，判定醉驾的标准应坚持以血液中酒精含量为主，辅以体现个体差异的“人体平衡试验”。这样既体现了统一性，又照顾到差异性。
如何预防矫枉过正？
“醉驾入刑”的目的就是一般性预防，别因为惩治犯罪又制造出新的不安定因素
根据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原则，危害社会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说，对醉驾是否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需要一段时间的司法积累，考察利弊得失，不宜一律追究刑责。
他进一步分析指出，根据刑法适用基本原理，刑事立法应该给司法斟酌排除罪责的空间，尤其是轻微的罪行。如我国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均以造成一定的后果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司法入罪都有一定的酌量余地。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卢建平说，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特别强调的是“认为”而不是“构成”，就是说立法机关将裁量权给了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看，本着“宽严相济”的原则，在当前“严”的大前提下，适当的“宽”，有针对性的“宽”，也是合理的。
而从司法实践来看，现在法院系统在搞量刑规范化改革，就是在追求量刑精细化。因此处罚醉驾需要将刑法与相关行政法更好地衔接。“对于某些醉驾者，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足以使其达到悔过自新的目的，为什么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呢？”
“立法进行定罪，司法进行量刑。‘醉驾入刑’的目的就是一般性预防，起到教育群众，威慑犯罪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减少对犯罪人本身以后的生活、家庭等的影响。”阮齐林说，别因为惩治犯罪又制造出新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对醉驾实行缓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司法裁量怎样把握？
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一旦用之不当，会出现打击面过宽的负面效果，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说，现代刑法学鼻祖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对于醉驾，采取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手段，对违法者个人生活影响较小，也能起到必要的预防与惩罚作用，而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一旦用之不当，打击面过宽，实际上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醉驾行为危害社会，人人喊打是好事。但公众毕竟是感性的，而司法要理性。打击醉驾关键不在于处罚有多严，而在于是不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醉驾处罚宽严与否，都有可能出现有人担心的司法不公问题。事实上，执法选择权各阶段都存在，有的地方查处醉驾，采取运动性执法，漏网的也不见得比落网的少。”
事实证明，依靠严刑峻法并不能完全杜绝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对于消除侥幸心理的效果而言，执法的严密性或许比严厉性更加重要。
“中国刚刚迈入汽车时代，就让越来越多的司机背上犯罪的帽子，其负面效应不可轻视。良好的驾驶习惯是需要长期的引导和教育才能养成的，不要寄希望刑法‘毕其功于一役’。”田文昌说，在当前严打醉驾的情况下，重在违法必罚，充分考虑行政处罚与入罪的衔接关系。只有细化了醉驾情节、危害大小等标准，增加透明度，严格执法程序，才不会使执法者钻法律空子，实体公正才有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