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子
“我要求和儿子说说话，没有获得批准。我隔着玻璃看见他在里面不停地往下掉眼泪，我们也在外间哭。”
1996年6月10日，这个日子李三仁夫妇始终都在回避，他们的次子呼格吉勒图在这天被执行死刑。
“他死的前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几个亲戚，因为没地方说理，大家都哭了一整晚。天亮后，十几个人陪我们去了看守所。”提到那几天，尚爱云的眼泪总会不住流下。
本来步行10多分钟就可到达的看守所，尚爱云却被亲戚抬着进去。“在看守所，我和老伴哭得不行，我要求和儿子说说话，没有获得批准。我隔着玻璃看见他在里面不停地往下掉眼泪，我们也在外间哭。”
接下来是去枪决现场，但夫妇俩被亲戚拦住了。那天，伴随李三仁夫妇的只有眼泪和无助，“天塌下来了”、“整个人都软了”。
“他在牧区长大，排行老二，没有姓，就叫呼格吉勒图。”李三仁说，儿子命运的改变缘起于一件他似乎不该管的事———
当年4月9日下午，呼格吉勒图与往常一样上班。“他吃完晚饭后回家取钥匙，路过厕所就碰到这事，钥匙没取就去报案了。”尚爱云说。
“晚上12点多时，同在卷烟厂上班的孩子叔叔下班后到我家说，呼格吉勒图去报案被带走了。后来，新城公安分局的人说他正做笔录，第二天就会放回去。第二天，跟他一起报案的同事回来后到我家。我问他呼格吉勒图咋没回来，他说不知道。我当时想，他或许晚点回来，但从没想过他可能去杀人。”
尚爱云后来得知，呼格吉勒图和同事当晚岔开时间吃饭，这期间有七八分钟的换班时间，而这恰被民警认为有作案时间。
儿子死后，尚爱云到公检法反映案情疑点，但被告知家属的话不能当证据。于是她放弃了，直到“真凶”赵志红的出现。
9年后的11月，尚爱云和老伴从医院出院回家后，邻居跑来告诉她，前几天有凶犯到公厕指认现场。邻居还说，公厕建了50多年，以前没发生案子，“你儿子是不是冤枉的”？尚爱云说，她听后，又哭了起来。
等待
“每次去他们也没说个啥，就说工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还在进行，要耐心等待。”
每逢周三，内蒙古高院都会派专人接待李三仁夫妇。尚爱云说，这个“待遇”是她自己争取来的：“我老拦院长的车，拦得对方麻烦得不行，最后就固定了每周三(派专人接待)。”
6年如一日，他们开始是骑自行车，后来，年龄大了，他们不得不选择公交车。6年的上访之路，夫妇俩总会带着两份报纸———1996年4月20日的《呼和浩特晚报》和2005年12月16日的《内蒙古法制报》，这上面都记载了15年前的那宗杀人案。不同的是，前者将犯罪嫌疑人指向他们的儿子呼格吉勒图，而后者则指向赵志红。“每次去他们也没说个啥，就说工作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还在进行，要耐心等待。”尚爱云说，后来，她选择了去北京。
从2005年到2009年，尚爱云每年总会去一次北京，到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或全国人大等单位，反映他儿子的遭遇。
时间久了，尚爱云也渐知上访的效果甚微，因为她“见不到当官的，而那些下面办事的人又做不了主”。但她还是认为，这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她曾尝试请律师介入讨回公道，但呼格吉勒图的案卷一直拿不到。
最难受的是，尚爱云常面临着邻居们抛来的问题：“你家老二那事解决了没？”她在回应说“没有”后，“他们就说为啥还不解决，我说我也不知道”。
坚持
“案子一天不解决，就要一天坚持下去。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会继续。我们不求什么，也不图赔偿金，只求公道。”
如今，“呼格吉勒图案”的负责人再获升迁，李三仁、尚爱云显然不能接受。
“当年冯志明因为破了这个案子，立了功，报纸都表扬了他们(警方)。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升迁。”尚爱云说，报道案件的报纸她开始保留了两年，后来因为上面有呼格吉勒图戴着镣铐的相片，“看得心烦，就撕烂了”。待赵志红被抓时，她又去图书馆，找到并保留了那份报纸。
每月共2000多元的退休金，两位老人将购买生活必需品外的余款都用作进京的路费。对于未来，他们有着自己的坚持：“案子一天不解决，就要一天坚持下去。我还有两个儿子，他们会继续。我们不求什么，也不图赔偿金，只求公道。”
不知从何时起，尚爱云开始失眠，“常年睡不着觉，前半夜几乎都不能睡觉，就老爱想一些事，想着想着，就想起他(呼格吉勒图)小的时候，一直到走的那天”。
尚爱云说她现在唯一能见到儿子，就是看他以前的相片或在梦里，那样的场景虽令她难受，但有时想到孩子永远都那么年轻时，偶尔有些可怕的欣慰。
另一个令她欣慰的想法是：“赵志红犯了多条人命、肯定不能也不会一直放在监狱到老死”。此时，她总期盼能遇见一个“好心的清官”。
而今，呼格吉勒图被枪决已近15年，而赵志红坦白杀人也快6年了。15年来，“变”与“不变”交织着尚爱云夫妇的全部生活：当年发生凶案的女厕和呼格吉勒图待过的看守所早已被拆，并盖起了新楼房，但儿子的昭雪之路却始终在“原地踏步”。
每次早晨买菜，看守所旁边的马路以前是尚爱云的必经之地，但经历这些后，她总会绕道，因为“一到那里，我就想起了儿子，想起了儿子在里面……”(董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