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运作机制了解的人，也吃得开”
王爱国有一次看凤凰卫视，听杨锦麟讲，如今社会有两种人吃得开，一种叫有钱的，一种叫有权的。他觉得这话不完全对，他认为还有第三种人，那就是对中国社会运作机制非常了解的人。
“跑了这么多部门，咋进去我早就摸出门道了。”王爱国说，比如去管立项的发改委，就跟门岗说是来报项目的；到规划局，就说是来申请规划的；去工商局，就说是年检营业执照。
“我充分了解这些部门是怎么干事，干什么事的。”王爱国说，“不能跟他们闹，光说那些部门‘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没用，把事办成才是关键。”
王爱国第一次去郑州市政府申请公开国有土地批准使用权文件前，这个“老通讯员”跑到电视台，打电话给市政府。
王爱国自称是电视台法制频道的，先申明不是采访。“我说有群众要求信息公开，他也说让找谁谁去。我说群众来电视台了，你们不解释不行啊。”对方改了口，说第二天让群众去找市政府。
王爱国第二天就去市政府，说是电视台让来问的。“在门岗填完表，进去就找到负责信息公开的电文处，递上信息公开申请表。”
等他拿到申请回复时，一看，“都是套话，但有个书面证明也算没白跑。”
“相比有些部门，发改委的态度不错。”王爱国说，郑州市发改委专门有个办公室管信息公开。他去申请公开“裕鸿国际”项目立项文件，接待他的刘绪宝还给他倒了杯水。
他先提交了书面申请，后面还附上有关信息公开和行政许可的法律条文。“他们一看就明白了，省得再磨嘴。有些递材料的人，只会喊，不合理啊，气死我了，没用。”王爱国说，刘绪宝接了申请书后，还给了他一个收据。
王爱国发现，这些部门负责信息公开的人，只要是年轻点的，开始费点口舌，最后都能公开。“他们讲理啊，把相关法律法规往那一摆，你稍微一讲，他就明白了。那些年龄大的‘老资格’，你说得再清楚再好，都不正眼看你。”
有一次，他去郑州市建委申请公开建设工程开工许可证，接待他的一个年轻人告诉他，开工许可证不属于公开对象，而且许可证已经发下去了，应该去企业查。
“我去发现他的问题，找他能行？谁制作谁公开，这个证是你们做的，能不留个底儿？”王爱国这么一说，年轻人不说话了，帮他查完后，还给证明材料上盖上章，告诉他，“裕鸿国际”项目属于未批先建，还被查处过。
即使输了，哪怕前进一小步，也是值得的
“2005年退休后，该过悠闲的日子喽，没想到，这一折腾就是6年。”对王爱国一直以来做的这件事，老伴不支持，一直劝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跟人家争啥？”
“我要维权。他们把住宅用地改成商业用地，扩大容积率，能多盖房子多挣钱啊。像郑州市原副市长王庆海、深圳市市长许宗衡，钱多、女人多、房子多的杭州市副市长‘许三多’，他们都是倒在这上面的。”说到这里，王爱国耸耸肩膀，这是他的习惯动作，像个老顽童。
王爱国说，他一直坚守一个原则，“维权时，不说出格的话，不上访、不越级。必须认清，我们是要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内解决问题。他强拆我的房子时，为了避免对抗，我提前搬走了。”
2006年6月24日，王爱国的房子被强拆。“在这之前强拆时，我看拆迁办用录像取证，觉得我们也有必要留下证据。我也跑到科技市场买了台松下580，8000多块。”
王爱国还花19000多元买了一台便携式摄像机。有一次，他拿着这个“大家伙”去跟拆迁办谈判，“太扎眼了，人家不跟我谈。”后来，他就花600多元买了个手表式的偷拍机，没过多久坏了。他又在科技市场花1700多元，买了个高级点的偷拍机，上面装有高清晰150度鱼眼镜头。“啥东西用时间长了，容易认出来。再后来，我又买块高清带夜视的偷拍手表，980元。”
电脑9000多，摄像机三脚架1400多元、摄像机箱子300多元、一个帽子上用的偷拍机千把块钱。在王爱国的书房里，除了这些再没有其他值钱物件。灯泡还没电脑屏幕亮，一张上世纪70年代式样的圆桌上，摆着一尺多高的诉讼材料。
“我一个月退休金还不到3000元，好在没有太大负担。”王爱国说，现在，人死了，连个棺材板都不兴要，反而让他洒脱起来。不过，花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也不敢给老伴细说，五千买的，说三千，“她文化程度低，说了，也算不清这账。”
说起王爱国，老街坊们很兴奋，“王老师法律上懂得多，没有他，我们很难走下去。”
其实，王爱国坚持走法律途径维权的路子，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2004年春节，王爱国发现家里每月平均不到30元的电话费，一下涨到了100多元，要求打印话费清单遭拒，一气之下，他把网通公司告上法庭。
此后，“维权斗士”王海也在北京打过类似官司，还邀请王爱国做代理人。
“虽然也输了，但有些公益官司，即使输了，最起码让对方、让社会知道了不合理的地方。哪怕能推动司法进程向前挪动一小步，也是值得的。”王爱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