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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功利打官司
与污染工厂抗争、沟通、用媒体护身、以外来智慧增援，张功利，这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在短短数年之内发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并最终走进奥斯卡提名的纪录片里
2004年，张功利带领安徽省仇岗村的村民开始了一场保卫村子不受附近一家化工厂污染的斗争。2007年，华裔女导演杨紫烨开始用摄像机记录张功利和村民们的抗争。四年之后，这部以《仇岗卫士》为名的30多分钟的短片获得了奥斯卡提名，仇岗也开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注目。
纪录片中记录了污染给村民们带来的艰辛生活和他们的抗争，最终工厂撤出村庄，搬到了数公里之外的一个工业园区。但是在这场似乎是一场环保的行为艺术中，张功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村民都变了，“变得越来越理性”。
因为，在村民与工厂长达五年的对峙中，他们以传统的智慧和现代的理性，引入了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乃至政府的力量，学会了用法律、用请愿以及施压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并不废农事。
“生在这里是种悲哀”
仇岗村，安徽省蚌埠市地图上很小的一个点，不认真找寻，很容易错过。若非建在村旁的化工厂污染了土地，张功利和仇岗村村民会一直年复一年地耕作，同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一样。
2004年，占地107亩的九采罗化工厂(以下简称化工厂)在仇岗村落户，其前身是红火了30多年的国营蚌埠市农药厂。
在蚌埠这样的老工业城市，当初的工业布局在今天看来显然有欠妥当，当年农药厂就选址在村子附近，随着村子发展越来越大，工厂的围墙慢慢成了村民的“院墙”。
农药厂倒闭几经辗转卖给化工厂以后，村民很快见识了这个当时据称是国内乃至亚洲最大的专业生产多种化学产品的现代化工企业，给村子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灾难。
每到生产时间，工厂释放的浓烟随风飘荡，刺鼻难闻，村民只能关紧门窗，憋在屋里。“在屋外面说话根本受不了。”直到2011年记者去采访时，张功利家的门缝钉的橡胶皮还没有拆除，当年很多村民在门窗上钉上橡胶皮，以防刺鼻的废气进入室内。很多年来，像别的农村人一样坐在院子里乘凉吃饭，在仇岗村是不可能的事。
最为严重的是，未经任何处理，化工厂的废水被直接排了出来，沿着沟渠漫入田地、鱼塘，然后顺着村里窄窄的鲍家沟流向淮河，一道黑色逶迤数公里。并且污水长年下渗，即便打井数百米，舀出来的依然是“半碗是水，半碗是药”。
2005年7月，化工厂的废水流进了仇岗小学，小学生戴着口罩上课，污水退去后，树木相继死亡。村民们说，家里被污水淹没是常见的事情，“连狗都要踮着脚走路，防止污水进入鼻子。”
离仇岗村小学不远的余老太家，离化工企业很近，她家的窗户一年四季是不敢开的。有一次下大雨，化工厂的水漫到她家里，不仅把她养的300多只鸡毒死了，连门前的树也给毒死了。在她家门前几棵碗口粗的树光秃秃竖在那里，好几年不接果实。余老太拍下了一些照片，找企业讨要说法，用她的话说，“找了100趟，赔了1000元。”
其实，几年来村民因为污染，到化工厂不只一次寻求赔偿，遭到殴打的不在少数。
“我们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生在这里是种悲哀。”张功利也是直接受害者，他家离化工厂很近，如今在他家门口不远，化工厂不再冒烟的高高的烟囱仍然杵在那儿，岁数比村里很多人都大。
张功利的四分自留地也经常有污水流入，青苗全部都被烧死。去找化工厂交涉未果后，张功利把化工厂告上了法庭，当时张功利想：“法院可能是讲理的地方。”
在去法院之前，张功利找过村里原来的生产队长，想和他领头告化工厂，为村里讨个说法，人家劝他“不要干了，他们有钱，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张功利说他把很多东西压抑在心里，因为他也亲眼见过有很多村民被打。
思考了一段时间，张功利交代好家里人，决定“拿命去参与，不冒风险是不可能的”。
到了法院，张功利很快发现自己“谈不过律师”，他们要求有证据、手续、化验单等，“我总是有问题。”在法庭上，化工厂先是亮出合法的生产许可证，还有各种先进企业的名牌，接着又拿出无污染企业的各种证书，“人家还是市里的纳税大户，这官司没法打，我是不合法的。”
第一次打官司回来，张功利一夜没睡着觉，“打不好我再打。”没有证据，张功利就自己买了个照相机，拍了很多后来起到关键作用的照片。初中毕业的他，开始经常到新华书店买各种法律、政策书籍，每晚读上几页。接下来的日子，张功利边打官司，边学法律，“学习怎么和律师打交道。”
张功利的环保之战从此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