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自己”
2007年，环保部实行了“流域限批”以遏制工业污染，蚌埠市在限批的城市之列。同年6月，仇岗村的化工厂被当地市政府勒令停产整顿。
不过，村民们发现化工厂仍在偷偷生产，白天不让排污就等深夜村民休息了再排，各水闸均安排专人看管。
2007年夏，村民们发起了一个全村募捐行动，“我们宁愿捐钱帮助化工厂转产。”同时张功利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坚决关停这些污染企业。他动员村中的1876人集体联名签字，村民口口相传，共1801人签字，耗时仅十天。
完成签字的当晚，张功利家的玻璃被人用砖头砸碎，直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还没有修补上。半夜，又有人在门外打黑枪恐吓。第二天，村民制作了横幅：强烈要求政府铲除黑恶势力。
此时，华裔女导演杨紫烨来到村中，开始纪录片的拍摄。村里人最初以为她是个电视台记者。张功利也对杨紫烨仔细进行了分析，觉得他们是国家政府部门的媒体，“下来暗访的，因为他们拍摄要成本，一定是政府给钱的。”
2007年11月初，化工厂第一次与张功利接触，并承诺“和平对话”，张功利坚持要求拍摄见证谈话过程。2007年底，化工厂终于停工了，赔偿了村民的经济损失，张功利和村民的环保之战似乎画上了句号。
没有想到，好景不长，2008年上半年，化工厂贴出告示，经政府同意正式恢复生产。仇岗人的努力再度受挫。
“太愤怒了，(行为)就过激了，”村里组织了很壮的劳动力到政府门口拉横幅抗议。
张功利当时是领头人。他认为，自己之所以一直没有被为难，中央电视台给他颁过一个奖是他的护身符。2008年初，因和污染持续斗争，张功利刚被推选获得“CCTV2007年三农热门人物”。他当时觉得“他们抓我这样的人要慎重。我不出事，是媒体对我的保护很大”。
这次，政府给张功利看了文件，化工厂定在2008年12月20日前搬迁。
这期间，张功利也开始受到来自化工厂的威胁，他骑着车到街上去拉喂猪的饲料，“化工厂的老板开车一路跟着我，恐吓说，别把我们逼急了，狗急还要跳墙呢。”
到11月，村民发现化工厂仍无搬迁迹象，并且设备进行了维修，准备东山再起。
于是，村民开始筹集费用。这些费用一是用作村里组织人去市政府的路费，二是用作一旦化工厂搬迁成功，就给市环保局送锦旗。张功利要求每个人不能捐超过30块钱，他想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此事，以造成声势。
“在国家允许的5个人的范围内，不叫上访，叫督促。” 12月15日，离关闭还差5天，村民“督促”频率最高。
市环保局的局长也亲自和张功利就此事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跟张功利承诺，“还你们一个好的环境，(如果)没有(做到)，我辞职回家。”也嘱咐张功利不要送锦旗，“很惭愧让你们受了这么多年委屈，已经很对不起村民。”交谈中，张功利也知道政府要关掉很多的厂，市里在经济上塌了一大块。
2009年4月5日，市政府下发文件，包括九采罗化工厂在内的污染企业立即搬迁，迁入十几公里外的工业园区。
仇岗人的噩梦结束了。张功利拿起DV，记录下了化工厂搬离仇岗村的全过程。
这似乎不再是一场单纯的环保运动。事后，《仇岗卫士》纪录片的监制汤列伦(Thomas Lennon)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位农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
“现实的民主”
村民的生活开始回归正常。张功利则有点忙，有媒体过来采访，有官员来看望，有其他地区环境受害者来请教经验。
面对来“取经”的，张功利会告诉他们，“只要你懂法，一切都迎刃而解，还有就是要有智慧、理性的维权。”有报道称，蚌埠市委领导也曾表示过：“即使在后来仇岗村与政府发生冲突时，张功利和村民仍将议题着力控制在环境保护上，而不是进行情绪化的炒作，这是化工厂最终得以搬迁的重要原因之一。”
化工厂关闭后，市环保局对鲍家沟沿岸的14个行政村进行了集中整治，关闭了沿线包括养猪、养鸡、养牛的养殖户在内的所有污染企业，村子附近建立了一个每天处理10万吨生活污水的处理厂，并对鲍家沟受污染的底泥进行清淤，在村里还专门设立了四名保洁员，工资由政府支付，一天数次打扫全村生活垃圾。
然而，《仇岗卫士》获得2011年奥斯卡的提名，把仇岗村又一次投到风口浪尖。
直到这个消息出来，张功利才知道杨紫烨是受海外资金支持的个人导演。村里开始传言，是否有什么阴谋，也有人说片子出事了，导演已经躲到美国去了。但是无论如何，从来不懂电脑的村民还是把纪录片存在U盘里，永久地保存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真实的奋斗历史。
张功利并不知道片子的剪辑过程，当片子要在国际上公开之前，张功利和导演发生了矛盾。张功利认为，结尾演到化工厂关闭了，土地可以种蔬菜了，树上可以结桃子了，就可以了。而导演则继续跟踪化工厂到新搬的工业区，拍摄污染转移。“再演到工业区还是不好的环境，搞个问号在结尾，我们的国家怎么在国际上交代？”张功利说他要维护国家名声。
最终，导演向张功利做了妥协，纪录片是个完美的结局。
纪录片出来后，有美国人来到张功利家里，继续关注他们的事情。村民的索赔已经终止了，“他们认为索赔是正常的，我和他们讲，美国人是这个角度，但是我们的要求是达到原来的空气和环境就好了，我们没必要在钱上花功夫。”张功利说他理解企业的难处，企业搬迁也损失了很多。
在这几年中，张功利接触不同的群体，都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感知。张功利关心河里被污染的底泥的清淤工作，也知道政府发愁16公里河流的清淤巨额资金从何而来；他也会担忧NGO组织艰难的生存；也反思自己曾经写过的登在报上的一篇文章，觉得写得过激了；还会反思到政府门口拉横幅不理性。除了法律，他现在不断地告诫自己学习理性。张功利苦笑着说，自己是个矛盾的人，他也一直说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好的老百姓。
在过去参加过的一些国际会议中，张功利听到过关于民主和公民社会的讨论很多。他觉得自己得益于公民社会，但是他又不赞同公民社会。他只希望政府给他们一个讲话的平台，“要接受群众和其他团体的合理化建议。”
走在理性的公民路上，张功利有一套自己的“要符合实际的办法”。那是很现实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村民依旧推选他管理村委会的事务，“哪怕是委员，他有说话的权力，就能通过村委会来保护村子和村民。”而对NGO组织，他觉得发挥好补充作用就好了，张功利说自己是“现实的民主”。
张功利会瓦工，他未来准备去市里找点瓦工的活干，同时也参与一些环境保护的事情，“不会光关心村里的事，和其他地方的人也会沟通交流。”
毕竟，这几年的经历已让张功利不再是个普通的农民。 ★本刊记者/庞清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