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在素来看重吃喝的中国，要革除陋习，减少公款吃喝，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尤其需要领导带头倡导改革。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一起从一边吃喝、一边抱怨吃喝的怪圈里突围而出。
今年4月26日，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没跟各级官员打招呼，悄悄来到自己定点联系的村子，走访农民，还吃住在农家。
“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刘维佳在日记里记下这“难得的”吃饭经历，感慨道：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中，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便有望迎刃而解。
明明不想吃，为啥还得吃？
公款吃喝，是最常见而似乎最难治理的一种滥用权力现象。严格地说，吃掉喝掉公款和以现金方式把公款拿回家，属于同样性质——大摆酒席超出了公务活动的必要性，是借公权、谋私利。“不是公家掏钱，自己舍得这么吃吗？”民众的疑问完全合理。一个客人却有十来个主人陪同，“到底是客人吃还是主人吃？”
观察一下，可以发现：在许多公款吃喝的场合，无论客人还是主人，其实没吃多少，一桌饭菜花钱多多，大部分浪费了；价格昂贵的酒，与其说喝了不少，不如说暗中掺水糟蹋了不少。至于吃饭的人，许多并不想这么吃，还因为频繁吃喝，甚至一晚上赶好几个场子，“苦不堪言”。如此“不想吃喝而吃喝”，公家花了不该花的钱，个人浪费了时间，还吃坏了身体，其实其中有着更加难治的“潜规则”。
明明不想吃为什么还得吃？因为吃饭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了“规矩”、成了“礼仪”，成了一种“表态”的“形式”。上级领导召集开会或者下基层调研，常有这样的“共识”：“到场汇报的官员级别多高，就代表对这项工作有多重视，对领导有多尊重。”同样道理，陪领导吃喝也代表态度，班子里有多少人参加、“领衔”的是谁，乃至上什么酒什么菜，都很讲究；否则，说轻点是失礼，说重点，形同失职。
反过来，对于下属的接待热情和“诚恳”态度，领导也要有相应表示，给足面子，以维护大家的工作积极性。不少官员，特别是深受“三高”(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威胁的官员，出于这样的原因“舍命陪君子”，成了常事。结果，上上下下一起吃喝，吃喝完了一起抱怨，抱怨完了再一起吃喝，周而复始，欲罢不能。
除了自律，更要有制度和监督
公款吃喝者自己都觉得勉为其难，但如此陋习一直存在，这就应了一句话，“环境大于个人。”身陷公款吃喝的“潜规则”，要突出重围，不但需要个人明白道理、加强自律，更要有制度和监督。
首先不能为公款吃喝寻找任何理由。拿公款大吃大喝肯定是错的，请吃与吃请都属违纪，各方再大的“为难”，都不能作为理由，不能让公款吃喝成为于法无据、于情可宥的“合理犯规”，不能让种种所谓“不得已”的说辞，成为继续吃喝的托词。
既然官员视过度吃喝为畏途，不妨顺水推舟，制订规矩，从严掌握。从理论上说，可以立竿见影的做法是，在政府财务中着力压缩公款招待的开支，所有超出规定的招待费用，一概由请吃与吃请者自掏腰包，实行彻底的AA制。没有源源不断的公款支撑，大事铺张的吃喝可能会收敛些。
许多时候，管住吃请者要比管住请吃者更容易见效。按照行政上下级关系，上级执意不吃请，下级不敢有大动作。而只要上级或者好这一套，没人请便不高兴，或者碍于情面不加推辞，下级就一定会大肆操办。所以，领导必须做出样子，立下规矩，守住底线，坚决不吃请。这不但可以节省公帑，还可以起到警诫下属的作用，层层示范，渐渐形成风气。
要减少请吃与吃请，还须减少各种不必要的陪同。全无必要的陪同在浪费资金、时间和精力上，负面效应一点不输给公款吃喝。领导到了一个地方，听取汇报很正常，但陪同者应尽量减免，何必下级官员悉数到场？只有把没必要到场的下属赶回工作岗位，陪同的人走了，吃饭才能简单，手擀面之类才能上台面。
“民以食为天”，在素来看重吃喝的中国，要革除陋习，减少公款吃喝，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尤其需要领导带头倡导改革。大家齐心协力，才能一起从一边吃喝、一边抱怨吃喝的怪圈里突围而出。(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