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内地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其中不乏副部级以上高官。调查称,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1599人,其中467人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有专家指出,企业聘官员并不看重其“工作能力”,其用意和目的只能意会。
制度反腐和民众监督的力度加大,任内贪腐的风险越来越高。而从退休高官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渐成风气来看,当初民众预想的期权腐败恐已成为现实。而这种“放长线钓大鱼”期权腐败”,恐怕已经成为高官逃脱制度监管和民众监督的新路径、新变种。企业聘请退休官员“发挥余热”,用意和目的在这一调查数据面前,显然并非“只能意会”,其中的暧昧和纠葛显而易见。
所谓期权腐败,是指领导干部在位时,利用手中权力,以各种手段为他人谋取利益;“回报”并不立竿见影,而是根据私下“协议”待其退休或离职后才以各种形式兑现。因与期货交易异曲同工,故此得名。也就是说,这是官员与企业之间的一种默契,企业聘请退休高官,其实是在兑现当初的利益承诺。
当然,除了兑现当初私下达成的利益承诺,企业恐怕还看到退休高官“余热”所散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官场生态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纷繁复杂,不少退休高官恐怕已经修炼成“百足之虫”。退休对于某些高官而言,或许仅仅是职务关系的终结,并不是利益关系的终结。而事实上,那些聘用退休高官的企业,从来都不是看重官员的职务身份,而是隐藏在其身后深厚的社会背景和权力资源。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无疑为反腐机制的更新和完善敲响了警钟。有人将其归咎为制度的滞后,其实不然,2006年起实施的《公务员法》就明确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因此可见,并不是没有制度,只是制度失灵罢了。而制度失灵的原因又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执行监管的软弱,二则是权力触手过长过杂。两个方面中,后者因其隐蔽性较强,往往容易被忽视。
权力交叉、利益集团化,让某些权力者成为“千手观音”,触手无处不能及。在这样的权力生态下,“直接相关”的限制条件等于成为一句空话。即便是按照制度进行凌厉的监管,板子也打不到期权腐败的退休官员身上。在“千手观音”面前,恐怕任何监管都难免遭遇尴尬。
应该认识到,参与期权腐败的官员,无论是退休前还是退休后,实际上都是在利用职权的优势在为所在的利益集团进行权力贩卖。因此,制度监管的前提,必须要打破官场生态中林立纠葛的利益集团,权力的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正是孕育显性腐败和隐性的期权腐败的土壤所在。
独立董事折射期权腐败魅影,要祛魅就必须打破官场生态中权力间的暧昧纠结,砍断权力间的利益链。只有这样,退休官员的“发挥余热”才会对社会有益,而不会利用退休后依旧存在的“余热”能量灼伤社会公平。(时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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