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
在赶工方面，所有厂都“一般黑”，工人订单少时愁死，怕被炒鱿鱼，订单多时累死，每天10多个小时，绷着的弦一刻也不能松。
不要问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8月底，你到汽车站去看看，家长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车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这一切你就都会明白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生在农村，却五谷不分；受过一定教育，却不足以在城市立足；非城镇户口，却每天在城里逛街、追星、用苹果手机尽管是山寨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拼命赚钱，终极目标却不再如父辈一般，回老家盖新房……
他们十七八岁就进了城，在城市拼命追寻，企求在异乡开辟一片新天地，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鲜有结果。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还在向前走……他们，用个专有名词来称呼 新生代农民工。
7月中旬，南方日报记者以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在广东东莞求职应聘，顺利进入一家制衣厂和一家玩具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管窥他们的生存、困惑和迷茫的未来。
第一天：找工 近九成新民工不会农活
东莞，中国农民工集聚地之一，这里有数不胜数的大小工厂，每年众多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个弹丸之地。2011年7月11日，我从广州出发，前往东莞揾工。
“大量招男女普工”，东莞街头满大街的标语，对于刚来求职的年轻人是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我应聘的第一家厂是虎门镇某知名电子厂。上午8点到达厂区时，排队求职的队伍已绕了一圈。和其他求职者聊天得知，能到这样大厂来求职的人，多是受老乡指点，或者在别的小厂做不下去了，初次到东莞的人，“看到什么厂进什么厂，很少会挑这样的大厂”。
求职成功的人告诉我，即使是和老乡或者朋友一起找工，也不要站在一起。“如果超过三个老乡一起见工，百分之百被拒”，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爱闹事，爱拉帮结派，工厂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两个熟人进同一个厂，一般都会安排在不同的宿舍，不同的生产线，减少彼此之间的交流。等到9点半，当天招聘满额，我和排在前面的数十人被告知第二天再来。一位应聘成功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凌晨3点就过来排队，“不要急，别看他招得多，每天离开的更多”。
接着，我来到长安镇一家颇有名气的人才市场，工作人员指着招工广告上“世界500强”大声问，“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吧，世界500强，不得了的！”一声吆喝，众多求职者凑了过来，这位工作人员承诺，交220元，包进名厂，包分配到“最轻松的岗位”。不过他再三强调的是，反悔了，不退钱。
每天离开工厂的人，比进厂的人更多。这并不夸张。我打工时住在下铺，上铺的主人一星期换了两位。进厂做工的枯燥和压抑，让不少原来只想玩玩的年轻人后悔不已。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颇为相似。
第二天：进厂 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
我在东莞打工生涯的第一份工在制衣厂。厂区墙壁上贴着巨幅招工广告，我走进去碰运气，才发现由于急缺工人，这个厂的招聘变成了走形式。手臂没纹身、10个手指没断指、说话利索，被检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后，我出乎意料地轻松入职。每月工资底薪920元+打分提成。早晨6：45起床洗脸刷牙，吃过早餐到工厂刚好7点半，拿着工作证刷卡进车间。在等待组长分配任务时，和一位湖南大姐聊天，她自言自语说，“这么年轻做拉布，看你能做几天”。
组长是位30多岁的四川人，他把我带到一个整理原料的裁床前，要求我和两个刚入厂的十几岁的小孩一起，按照单子的要求，将不同颜色的布料分类捆绑。从8点到11点半，一直就是按着单据整理布料，一个上午下来，脚有些酸，但起码还没有那位大姐说的那么恐怖，我有点幸庆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食堂吃饭是免费的。进食堂前，心里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望着食堂师傅饭盆里的清水煮冬瓜、豆芽和茄子，心里还是很失落。吃饭时，我不时看着边上的工友，不知道他们怎么吃得下去。下午1点半开工，组长领着我将一个机器拖到车间，下午的工作是解开车间未开封的布匹，扛上机器，通过机器打开布匹，再按颜色分类整理堆放，以备上裁床裁剪。
一捆布三十来斤，我肩膀没力，只能用手抱着放到机器上，抱到第七捆时，早已经汗流浃背。十几捆布下来，已经累到不想讲话。休息时，一位暑假工模样的工友，给大家讲起了大学生活。他的高谈阔论有许多卖弄成分。听到他说下学期奖学金有5000元时，一位工友的嘴巴明显张大了许多“不用干活，也有5000元？”
“说这么多也没用，再回去高考一次照样考不上，照样要出来打工”。另一位工友回应。短暂休息后，新的任务又来了。一捆一捆的布要一寸一寸拉平，需要两个人一人捏着布的一角，拼命地往前跑，用跑步的速度带动布捆转动。手不能捏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但跑步速度却要快。“你就想象后面有条狗在追”，组长说。跑完以后需要原路返回，用手轻轻将布抚平。
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就这样一趟一趟地跑。车间的吊扇仿佛根本不存在，身上的汗就像雨水一样往下淌。由于是生手，我屡屡出错。开始组长还在一旁盯着，但后来见我出错太多，他已无力顾及，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工资主要靠提成，提成根据工作表现打分，你这样做一天，还得赔钱”。一旦出错，整个小组都要返工，工友们的工钱就会受影响。一位工友最后还是说话了，“给你两天时间，如果还做不好，就换个组吧”。
按照工厂规定，晚上要从7点半加班到10点或11点，加班费5元/小时，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下午下班后，饭都没吃，我就直接回了宿舍睡觉。第一个工作日终究没能坚持下来，我逃掉了第一个加班。
第三天：丢钱 没丢过东西打工不完整
工厂宿舍房间24小时不上锁。入住宿舍前，管理人员再三强调，财物自己看好，“即使是老乡也不能信任，知人知面不知心”，宿舍提供给每人一个铁柜，自己买锁，自己看管，“反正我都提醒你们了，再丢了东西与工厂无关。”同宿舍的一位工友，平时身上的现金不会超过50元，用完了去ATM排队取钱。有时凌晨一两点，不少ATM机前的队伍还能排到马路上。银行卡和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两件物品，这位工友装在内裤前面的小口袋里，虽然好几次洗衣服忘了拿出来，但他仍坚持用这种方式。
7月13日傍晚下班后，我准备去厂外买盒饭。一天的劳累，人早已筋疲力尽，精神开始恍惚。要了一份最贵的快餐，一摸口袋：空的！我顿时呼吸急促，血一下子冲到脑袋，身份证、信用卡和1000多元现金全在钱包里。
扫了一遍快餐店，确认没掉在地上后，我迅速原路返回，但意料之中的一无所获。扩大范围找了一圈后仍没有收获。在工厂里丢了东西都与工厂无关，出了厂门，他们更不会理睬。我只好拨打110报警，接电话的人说，这样的事情，要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又拨打派出所电话，对方称身份证丢了不需要挂失。我一直坚持要报案，他才答应派人过来了解情况。
两位身着“治保”服装的人见到我后，笑嘻嘻地指着不远处一座桥问，“是在桥这边丢的，还是在桥那边丢的？”“在桥的那边，我打110后他要我联系你们派出所。
“在桥的那边，就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你应该在那边再打报警电话”，说完，两个人离开，剩下目瞪口呆的我。此时，快到晚班时间，我只好返回工厂上班。工友告诉我，“没有丢过东西的打工，是不完整的打工，丢了东西很少报警，反正没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