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天：换厂 一个月工钱经不起罚款
制衣厂工作两天下来，我有点吃不消，而对于我不愿意加班，主管也不满意。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我辞工走人，没有一分钱的工资。临走前，主管说，“比你时间短的人多得是，有的年轻人只做了半天”。找第二份工作，我瞄准了某大型玩具厂，标准的流水线作业、厂内清一色的“85后”。这家工厂很受欢迎，要进厂得早起早准备。当天清晨5点多，我就到了厂区外，没想到已经有近百人排队。据说前几天，陆续有100多人辞工，所以当天招人数目不少，我再次顺利入职。每月工资底薪1100元+计件提成。
玩具厂的工作相对简单轻松，但几天做下来，心理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我被分在玩具娃娃生产线上的最后一道工序 将前面11道工序组装好的产品，按标准装入包装盒，哪里贴胶布、哪里折叠，都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稍有不符，就要重新回炉重做。我和另外两名操作同样工序的人，分到了编号各异的包装盒，一旦出现差错，组长就能根据编号找到责任人。
除了组长，在生产线上来回“巡逻”的还有技术工，他们与组长平级，同时检查监督若干个组的生产质量，要求不达标的产品返工。工人对这些技术工又爱又恨，刚进厂时，自己的手艺来自于技术工传授，但短暂学习后，这些技术工从老师变成了监工。
组长、技术工轮番轰炸，给工人带来的压力是摧残式的。做工时，我想到了富士康一位坠楼幸存女孩对我说过的话。2010年，我在深圳采访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时，这个可怜又幸运的17岁女孩说，“从上到下，不断向我们强调，一切向效率服务，一切向速度看齐”。她告诉我，同一条生长线上，有老员工，也有像她一样刚进厂新员工。但对产量的要求却不分新老，看着老员工轻车熟路，“我越做越急，越急越错”。只要速度慢下来，主管领导就会拼命地催，有时还骂脏话。
换过不少厂的工友说，在赶工方面，所有厂都“一般黑”，工人订单少时愁死，怕被炒鱿鱼，订单多时累死，每天10多个小时，绷着的弦一刻也不能松。虽然是坐着，但货物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上游往下走，我又是新手，时刻要保持高度紧张，很快就腰酸背痛。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蜷缩靠在椅子上，手中的活并没有停下。但不到一分钟，管理员指着我大声说，“坐好，坐正！”看见我是新人，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有好的状态，怎么能出效率，没有效率，一个月工钱经不起你罚钱”。
加工制造企业的盈利模式，对效率有着歇斯底里般疯狂的追求，工人做熟了某一道工序，为了提高效率，他就会固定在这道工序上直到他离开工厂。被问到“这样的娃娃要卖多少钱”时，工人们无一例外地摇头，他们的工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有的人工作好几年，连最后成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手下做出产品的价值了。
第五天：娱乐 赢钱了我请你去爽歪歪
到了晚上，工厂附近到处都是音乐开得超大声的溜冰城，招牌灯足有两人高的网吧，还有大大小小的烧烤摊，各地特色的大排挡，与白天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泡网吧、唱K、溜冰，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的三大娱乐项目。大多数工厂都是24小时不间断开工，因此，同样24小时营业的网吧最受欢迎。聊QQ、玩网游最受追捧，不少网吧也实现“差异化经营”，部分电脑加强配置，专供网游，收费也高，部分电脑配置低收费低，供女孩子聊天用。
一位工友说，刚打工时，大家还会建立聊天群，同一个工厂的打工者相互交流。但后来渐渐失去了兴趣，几个月就换一份工作，此时前一个群的人都还没认全。这都属于比较健康的娱乐。工友中有一位负债累累的年轻人。从今年春节到现在，他已经输掉了4个月的工资近万元，还欠下4千多元债务。工厂里赌博人群不在少数，下了班就开始，风雨无阻，没有休息日。这位工友说，上班实在太无聊，但只要想到晚上能“赌几把玩玩”，就觉得有动力，也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娱乐更刺激：买地下六合彩，每周开三期，买中了能获得40倍的回报赢利。“赢钱了我请你去爽歪歪”，这是工友们最喜欢的承诺，爽歪歪是附近一家娱乐城，可以溜冰、可以唱歌，还有很贵的按摩服务。同生产线的一位工友说，他打工期间的梦想，就是每周能去一次爽歪歪。娱乐结束，回到宿舍又是另外一种生活。一个宿舍8个人，分属不同生产线，甚至不同部门，上班时间根本凑不到一块，我下班时，其他人有的赶着上夜班，有的在外面吃饭。有很多入厂几个月的工友，和宿舍其他人仍不认识，顶多下班时打声招呼，“回来了”。彼此间的关系，就像紧锁的柜门一样，正常而又有着距离。
第六天：消夜 三成新民工5天花光工资
玩具厂的工友们年纪都比我小，无一例外都是“85后”。工作几天后，我和其中一两个渐渐熟悉，通过他们又约了几位工友，还有隔壁一个工厂厂长，大家一起消夜聊天。一位河南漯河的小伙子说，他已经在东莞呆了五年，其实心里早已厌倦，但回去没有更好的门路，不知道能干什么。谈起“梦想”时，工友们都会有点不屑，有吃有喝过日子，什么梦想不梦想的。对于他们而言，出路比梦想更为实际。
厂长姓冯，湖南衡阳人，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虎门形形色色的工厂打工，从普工做到了厂长，工资也从每月几百元一路涨到了现在的5000元。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冯厂从最基层的工人做到了管理层，尽管还是一个打工仔，但他已经是“成功的代表”。几杯啤酒下肚，冯厂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问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的8月底，你到汽车站去看看，家长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车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这一切你就都会明白”。
打工生活，除了累、枯燥，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多是无奈，就如冯厂。冯厂感叹地说，以前为一个组长、一个主任，大家都要争破脑袋，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为了这样的职位而去争、去抢，“大家都发扬风格，让给别人”。做个组长多几百块钱工资，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几乎等于零。
“有时他们请我去唱歌，我都不好意思去”，冯厂说，他曾做过一个调查，发工资后的五天内，厂里有1/3的年轻人会把钱花得精光，然后找他预支下个月的工资。记者打工期间，就“打工工资是否要寄回家”这一问题，记者一共向56位“90后”找工者咨询，只有5位年轻人表示，如果家里有需要，开口向自己要，才会寄回去，其余51位均表示，家里不会找自己要钱，因为工资还不够自己花。
第七天：辞工 “农二代”生活以城市为参照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个人享受和社会尊严。“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但现实往往更残酷。
7月17日，我决定结束我的东莞打工体验，辞工返回广州。(记者 徐滔 实习生 周蔚华 摄影 徐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