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能睁眼看一看我们吗？我和孩子都在等你。亲爱的，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和孩子永远爱你……”现役军人范军的妻子在车祸中受伤，变成了“植物人”，任凭爱人怎么温情呼唤，她也没有反应。为了给妻子治病，支付高额的治疗费，范军走上了法庭，索赔360万。而法庭上，原告、被告在高额赔偿问题上产生了争议。
8月7日，新疆都市报记者从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人民法院获悉，此案经主审法官该院金龙镇法庭庭长王成几个月的耐心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起交通肇事赔偿纠纷得以彻底解决。
突发车祸：军嫂受重伤
2009年6月21日上午，范军的妻子娟子开着面包车，拉着范军及其同事4人和一孩子到克拉玛依后山38公里处去避暑。
12时30分许，娟子驾车沿市区西霞路由南向北行驶至北环路路口时，不慎与一辆重型自卸货车撞在了一起。
后经交管部门认定，该重型自卸货车由于超速行驶，加上车的制动系统出了问题，负主要责任；娟子驾驶的面包车负次要责任。
事故发生后，因为面包车严重变形，娟子被卡在驾驶室里受伤最重，车上其他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
后娟子虽被救出，但当时已经窒息。经抢救，娟子人活了过来，却因之前窒息时间过长，大脑神经严重受损，变成了“植物人”。
医生说，娟子大脑皮层功能严重受损，处于不可逆的深昏迷状态，丧失意识活动，但皮质下中枢可维持自主呼吸运动和心跳的状态，即处于“植物状态”，这样的人俗称“植物人”。
“爸爸，妈妈怎么了，怎么不醒来陪我玩。”面对孩子的询问，范军无言以对。
其间，范军既要完成部队上的工作，又要照顾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因为妻子的伤势严重，不断需要手术治疗，范军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向亲戚朋友、同事借了一大堆外债。
“只要妻子有救，花再多钱都值。”抱着这样的信念，范军一直坚持着。
庭审对峙：赔偿有争议
时间飞逝，转眼翻过了年，娟子的病情暂时稳定了下来，但随后还要面对更多的手术治疗以及康复训练，而这些都需要钱。
到哪才能筹到这些钱？
范军没了辙，只能向单位求助。
范军所在部队的领导多方想办法，四处协调，可始终未能解决。
于是，诉讼索赔成了范军最后的希望。
2010年8月10日，范军以及受伤的其他4位同事一起将重型自卸货车的司机、车主以及该车挂靠的公司和承担该车保险的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法庭上，范军以及4位同事、家属要求赔偿医疗费等共5万多元。
同时，范军代表妻子娟子要求赔偿医疗费、陪护费、残疾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360多万元。
范军认为，在该起交通事故中，重型自卸货车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因此也应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除了肇事司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外，车主、该车挂靠公司等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而现实是，肇事司机已经跑了，该起事故的民事赔偿责任只能落在了车主、该车挂靠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的身上。
360多万元？面对如此庞大的赔偿金额，几位被告顿时都傻了眼。
车主张华表示，他只是某企业的一名普通员工，平时一家老小生活就靠他的工资。出事故的重型自卸货车是他家最值钱的东西，他愿意把车卖了予以赔偿，至于其他的，则无能为力。
该车挂靠公司更觉得委屈，认为该车和公司仅是“挂靠”关系，公司对车辆每年仅收取少量的挂靠管理费，不应该承担如此庞大的赔偿金。
保险公司则表示，他们愿意依法进行赔偿，但赔付金额与360万元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法院调解：官司获赔偿
一边是跑了的司机、赔偿能力有限的车主、不愿赔偿的挂靠公司；一边是躺在病床上、急需钱继续治疗的军嫂，主审该案的克拉玛依区法院金龙镇法庭庭长王成犯了难。
如果要依法判决，从审理、调查到判决、再上诉、执行……整个案件将花费一两年时间，甚至更长。
于是，王成决定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对双方进行调解，让范军尽快拿上钱给妻子治病。
上门看望军嫂娟子的病情、对范军进行劝说、去车辆挂靠公司进行协调、找车主张华谈心……
几个月下来，车祸中牵扯的多方当事人和单位都被王成感动了。
范军听了王成的劝说，变更了诉讼请求，将之前360余万元的赔偿金额降低为160万；车主张华变卖了肇事车，积极配合赔偿；肇事车挂靠公司也答应进行赔偿，保证不让之后的调解书变成“白条”。
今年5月31日，在王成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按照协议，肇事车车主张华对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军嫂娟子受伤的事进行了道歉，并自愿一次性赔偿娟子医疗费、后期治疗费、护理费等各项赔偿费用合计135万元，分两次在今年6月和年底付清(其中不包括张华之前已预先垫付的38万元)；张华将有关票据资料、委托手续移交给范军，由他向保险公司索赔，赔偿款全额给娟子(据估算约26万)；若车主张华未能如约支付赔偿款，则由肇事车挂靠公司支付。
范军告诉记者，为了让他的妻子能最大限度获得赔偿，王成前后带着他跑了几十趟，四处去做工作、调解。最后，娟子大约共获得了近200万元的赔偿。(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新疆都市报记者 姜岚 通讯员 蒲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