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诈骗服刑4年的杭某即将刑满释放，可年过50的他却高兴不起来：“我年龄大了、又没有技能，很担心回归社会后找不到工作……”他向走进大墙结对的静安区帮教志愿者倾吐烦恼，想不到，志愿者竟为他落实了一份在社会组织当城市协管员的工作。
静安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帮助过数百名像杭某这样的刑释解教人员，如今已形成大墙内结对、回归后帮扶、有矛盾化解的长效帮教机制。
走进大墙一对一签约
创下这一帮教模式的，是民营企业家王元洪和康志坚。上世纪80年代初，他俩都在静安区做生意，王元洪最初摆摊卖水果、后来转做服装生意，康志坚则做水产生意。富裕以后，他们常常花钱资助社区弱势群体，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走进监狱与服刑人员结对，发现这个群体很需要帮助，尤其是即将出狱的服刑人员，面临今后可能出现的没户口、没住处、没经济来源等现实状况，心理状态很不稳定。
为了帮助这一 “边缘群体”，王元洪和康志坚发动志愿者走进大墙，与服刑人员一对一签约，在大墙内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在他们回归后帮忙找工作，解决他们的各种生活难题。这些志愿者中，有民企老板、企业白领，也有退休居民。“老娘舅”柏万青也是志愿者中的一员，她定期为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疏导，还会记下他们实际遇到的生活难题，与其他志愿者一起想方设法解决。目前，静安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600多名志愿者已与9所监狱共建，近70%结对人员被提前释放、假释、减刑或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
“帮教一名回归人员，相当于稳定22名相关联的人。”康志坚说，他们做过统计，证明帮教工作产生的社会效益很可观。一次，判刑十年刚刚出狱的黄某向志愿者倾诉，他的妻子身患癌症、孩子正在读中学，家里的房子面临动迁，脱离社会已久的他担心自己在动迁中吃亏，也没有亲戚朋友可以帮忙，希望志愿者能助一臂之力。为此，几名志愿者陪他一起到动迁指挥部了解情况、查询政策规定，直到他放心签约。“若不是志愿者帮忙，黄某势必会情绪不稳定，不仅家人会受其影响，可能还会影响动迁工作进度。”
面临最大难题是就业
大多数刑释解教人员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出狱后很难找到工作。
如何才能实实在在解其后顾之忧？光靠精神关怀和物质帮扶还不够。王元洪与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志愿者毕智江一起，投入资金成立本市首家参与城区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社会组织“洪智城市小区管理服务中心”，承接政府购买的道路协管、社区门岗等服务项目，将这些岗位提供给刑释解教人员。
两次入狱的陈某，刑满释放时妻离子散，连个居住的地方都没有。年近五十的他，出去求职多次碰壁，最终成为“洪智中心”一名城区协管员，协助监督管理城区环境，每天上街巡逻12小时、做一天休一天，每月拿最低工资1280元。尽管收入不高，但陈某也感到满足：“中心对我很照顾，给我安排了住处，房间里连电视机、牙膏毛巾都准备好了。”许多像陈某这样的刑释解教人员，渐渐成为中心的好员工，有的员工工作出色，连续加薪升职，当上中心的项目负责人。
民间组织负责人能和刑释解教人员交上朋友，也能为司法部门承担部分帮教任务。比如，“洪智中心”吸纳了一些吸毒人员，按规定，穿着制服的公安人员要定期到吸毒人员的工作单位或家里，通过尿样检查了解这批人员的戒毒效果，但很容易造成他们的抵触情绪。如今中心接管这个任务，由帮教志愿者代替公安人员收集尿样后送到鉴定部门，为吸毒人员保全面子。而且，如果尿检结果没有异常的话，吸毒人员还能得到“洪智中心”一两百元奖励。
应找到更多谋生之道
如今，接纳了近百名刑释解教人员的“洪智中心”，面临着人满为患的烦恼。据介绍，静安区帮教协会建中心的初衷是建一个“中途驿站”，让刑释解教人员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在此过渡，获取一份收入。然而，不少刑释解教人员来到此地便不愿离开，有的是因为对这里有感情，更多的则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这让“洪智中心”无力再为更多人员提供岗位。
“社会给刑释解教人员的工作机会还很有限。”在许多帮教志愿者眼里，适合这类人员的岗位其实并不少，他们可以胜任协管员、物业管理员、门岗人员等，一些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人员还可以从事更多行业，但许多单位会因为他们的“污点”而将他们拒之门外。“希望有关部门牵头，帮助这批人员找到更多谋生之道。”
此外，静安区帮教协会还在探索对外来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措施。王元洪说，在沪服刑人员中超过八成都是外地人，他们被释放后容易陷入脱管状态。针对这一情况，柏万青在上海监狱中的江西抚州籍服刑人员中进行试点，尝试让在沪江西企业家与他们结对帮教。“我们希望扩大帮教范围，也希望能有更多志愿者愿意出钱出力帮助。”(记者 栾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