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调查发现，中介公司揽得业务后，更加不守规矩，连在大街上拉人办卡的事情都曾经发生过。不少办卡者，几乎什么证明都不要，仅凭一张身份证复印件，就能成为各大银行的“座上宾”。
上城区接受的这150件案子，就能说明信用卡市场之乱。在这些纠纷中，有些是把身份证借给别人，莫名其妙地被人办了信用卡；有些是身份证遗失后，被别人捡去，然后办卡；还有一些是老板拿着员工的身份证，统一办理信用卡，而员工却并不知情。
办了卡，一旦超额透支，隐藏的巨大危机就会发生。
家住临安市的孙某是被告的“卡奴”之一，2008年5月25日，他在银行申请办理了一张信用卡，透支2416元，之后短短3年不到的时间，就被银行要求支付6375.95元，其中包括本金2416元，利息1161.86元，提现手续费30元，滞纳金1959.15元，超限费808.94元，扣除本金外，银行收费是本金的1.63倍。
另一名“卡奴”被告阮某，透支金额为4000元，却被要求支付10606.87元，银行收费为本金的1.5倍以上。
“办卡时，业务员根本不会提及收费内容，只是不断重复信用卡的好处，办理之后，很多事情就来了。”一名“卡奴”告诉记者。
社会：管理迫在眉睫
记者了解到，信用卡透支超过1万元，经银行催讨不还的，就属于恶意透支，将被认定为诈骗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温岭人吴玲辉就是这样被判刑的。去年1月，吴玲辉用民泰商业银行的信用卡取了现金5万元，用于消费和赌博，信用卡账户透支金额49268.86元。
此后，银行工作人员多次催讨，吴玲辉仅在去年8月4日归还了9000元，其他款项则无力归还。接下来的事情就可想而知了：银行报案，吴玲辉被抓。今年8月4日，温岭法院一审以信用卡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万元。
“如果因为银行没有履行好审查义务，将信用卡发给不良信用的人，导致损失，银行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有关人士说，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仍然存在空白点。
对银行的责任没有法律规定，对“卡奴”的限制却是死死的：2009年12月15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6条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恶意透支”。在现实标准中，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数额较大”。
据了解，在信用卡出现后，美国、日本等国也都出现过“卡奴”泛滥的现象。这些国家解决“卡奴”办法，通常有3种：限定银行信用卡、现金卡的复利率与一般存款的年利率的差额，减少其他数目众多、高额的收费，以降息、降费的方式缓解“卡奴”的还债压力；限制银行的发卡资格，尤其是银行对未成年人的发卡资格与授信额度；规范卡债催收制度。
“这些解决‘卡奴’问题的办法，值得借鉴。”一位法律界人士认为，发卡方的收费模式、高利率、高收费，“卡奴”频出，这种模式的漏洞，应该通过相关法律的修正，进行纠正；另外，消费者在办信用卡之前，应该仔细阅读相关条款，并且根据自己的经济收入状况合理消费，千万不要过度消费，免得引来牢狱之灾。
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陈信勇：之所以出现“卡奴”，这中间，银行和“卡奴”本人都有责任：银行方面，没有审慎审查个人的信用状况；“卡奴”则是未能量入为出，消费超过个人能力。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深层次原因还是社会征信系统没有完全建立，银行对个人信用状况缺乏了解。因此，建立覆盖到每个人的社会征信系统应及早提到政府议事日程。 (黄宏 叶长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