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日报:"近亲可拒作证"不是摒弃"大义灭亲"

　　15年后，刑事诉讼法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修，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即将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其亮点之一是，对于证人作证方面有较大突破，拟规定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但近亲属只限于父母、子女和配偶。(8月22日《广州日报》)

　　很多人将此新闻解读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拟摒弃“大义灭亲”。支持者表示，如果此条得以通过，我国长期以来大力提倡的“大义灭亲”司法政策将被颠覆，这与世界部分国家的法律理念相契合。“大义灭亲”让人内心挣扎、矛盾和痛楚，有悖人伦，扭曲人格，是非人性化的，理应摒弃。而反对者则反话正说——摒弃“大义灭亲”，这下“好”了，可以明目张胆地包庇犯罪亲属了！以后贪官污吏至少不会“后院起火”了。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误读。

　　仔细看看上述条文就会发现，“除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中近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其真正含义，并不是全盘摒弃“大义灭亲”，摒弃的只是“强迫”近亲属“大义灭亲”，也就是迫于法律压力的所谓“大义灭亲”。如果近亲属自愿揭发亲人所犯之罪行，法律当然也是允许的。根据现行规定，近亲属如果知道犯罪嫌疑人的下落或罪行，必须如实告诉警方或作证，不能隐匿，否则易构成包庇罪；此番，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拟赋予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权利，也就是赋予近亲属可“大义灭亲”、也可不“大义灭亲”的选择权，无疑是一种进步，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与彻底摒弃“大义灭亲”，完全是两码事，切莫将“近亲属可拒作证”，误读为摒弃“大义灭亲”。

　　近亲属“可拒绝作证”，说白了，就是可“亲亲相隐”。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到底该提倡“大义灭亲”，还是“亲亲相隐”，颇具争议。其实，“亲亲相隐”和“大义灭亲”，都是我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不能以一方来否定另一方。一方面，作为正义之举，“大义灭亲”不可偏废，仍有存在之必要。亲人犯罪了，把他交出去，让他得到应有惩罚，少一些良心上的煎熬，早一点得到内心的安宁，此正义之举或能让亲人迷途知返。须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另一方面，在这个法治逐渐人性化的时代，“大义灭亲”应以自愿为前提，不宜采用强制手段，因为强制性“大义灭亲”，可能对很多家庭关系造成极大伤害，试问强迫的东西能称为“大义”么？

　　法律专家认为，近亲属“可拒绝作证”，其实是对“亲属拒绝作证权”的一种捍卫。“亲属拒绝作证权”属于“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一种，这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明确规定，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尚未建立亲属拒绝作证制度，他们只有对其知道的不利于被告人的情况作证的义务，而没有拒绝作证之权利。这在我国古代和世界各法制国家难找二例。比如，我国古代法律就有“亲属容隐”、“亲属隐匿”、“亲亲得相首匿”的相关规定，即亲属犯罪，一定范围的亲属有“隐匿不证”的权利甚至义务；比如美国就规定，配偶之间的秘密交谈和婚内交谈可以不披露，有拒绝作证并阻止配偶作证的特免权，在刑事诉讼中，配偶一方有权拒绝作对对方不利的证言。但愿此次，近亲属“可拒绝作证”的条文能得以通过，以填补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空白。(何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