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如何不再重演？
——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对话
对话嘉宾
中国法学会刑诉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
8月24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这些年来，从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徐梗荣案到赵作海案，刑讯逼供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笼罩在刑事司法领域。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从制度层面加紧完善刑事诉讼法，在及时、准确惩治犯罪的同时，更加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8月24日初审的修正案草案共计99条，不仅涉及具体条文的修改，还包括章节体例的变化，修法力度不可谓不大。“我对这个草案高度评价，如果顺利通过，将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重大提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
陈卫东是研究刑事诉讼制度的权威学者。1996年他参与上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正之时，是专家组中最年轻的成员。这次修法，他也全程参与其中。这个修正案草案将通过怎样的制度设计，彻底遏制刑讯逼供？就此，陈卫东接受了本报专访。
明确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质的飞跃
记者：刑讯逼供是一个顽疾。为了解决这个顽疾，我们看到这次的修正案草案第14条作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陈卫东：明确这样一个原则，意义重大。这既是国际人权规则的一个重要内容，也与无罪推定的理论紧密相连。这个原则强调，包括犯罪嫌疑人在内的任何人，在诉讼中都不能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强迫证实自己有罪。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我想交代问题就交代，我如果不想交代，你不能强迫我交代，更不能采用暴力、殴打、体罚、虐待等非法的方式来强迫我交代。这在原则上，就给刑讯逼供设置了一个强有力的防护栏。
记者：有人担心，这会不会给破案造成麻烦？而且我国历来主张犯罪嫌疑人坦白交代，还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陈卫东：这个原则既不会妨碍侦查机关破案，也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不矛盾。侦查机关破案，不能把基础建立在口供之上。有了这个原则，反而将使办案人员把破案的着眼点放在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上。
“坦白从宽”强调的是，被告人作出真实自愿的供述，法律对他进行宽缓的处理。坦白交代的人对犯罪事实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社会危害性随之减小，同时节省了国家办案资源，理所当然要从宽处罚。但是，对“抗拒从严”要具体分析。如果一个嫌疑人根本没有犯罪，不交代问题，这不叫抗拒。真正的抗拒，是嫌疑人在确凿充分的证据面前仍然不认罪，或者避重就轻、推卸责任，甚至嫁祸于人。这样的犯罪嫌疑人具有很大的主观恶性，又误导办案人员，对他们从严处理，是合理的。
总之，我认为不得强迫证实自己有罪这个原则的确立，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一大亮点，使得我们在人权保障、刑事诉讼制度文明等方面有了一次质的飞跃。这个意义，怎么去评价它，我认为都不为过。
需要强调提出的是，这个原则的确立，必须处理好与现行刑诉法第93条的关系。这一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次修改并没有改动这一条。“应当如实回答”，就是说犯罪嫌疑人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这样一种义务性规定，与修正案草案确立的口供自愿性原则相冲突。所以我建议，删除现行刑诉法第93条。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切断动力源
记者：原则确定了之后，修正案草案还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草案还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你怎么评价新增加的这些内容？
陈卫东：刑讯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口供。获得口供的目的，就是为了给犯罪嫌疑人定罪。现在，我们准备在法律上明确设定，凡是以刑讯逼供这样的方式获得的口供都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刑讯逼供的动力源，刑讯逼供没有用了。
排除非法证据，我们将重点放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这三种言词证据上。近些年，侦查机关在收集这些言词证据的过程中，不时发生侮辱人格尊严、侵犯人身权利，甚至损害身体健康的行为。这样获取的证据，不排除有些是真实的，但实践证明，绝大多数是虚假的。像佘祥林、杜培武、赵作海这些案子，都是最好的例证。
记者：有一些行为，比如体罚、虐待，虽然不像刑讯逼供那样具有暴力性，但也给被审讯者造成了伤害，这样取得的证据，是否也应纳入排除的范围？
陈卫东：目前，刑讯手段出现了新的变化，赤裸裸的刑讯、殴打已不常见，越来越表现为隐性的伤害，包括冻、饿、晒、烤、熬等等。比如，让犯罪嫌疑人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站立不动，或者通宵达旦审讯、“车轮战”。现在这个草案的规定是不是能把这些内容都包含进去？如果包含不进去，就要进一步修改了。
记者：草案的规定主要排除的是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那通过这些言词证据派生出来的实物证据，例如嫌疑人被刑讯之后交代了作案凶器，办案人员又通过合法手段找到了凶器，那这个凶器是否也要排除，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陈卫东：法学界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叫作“毒树之果”。如果说刑讯得到的口供是一棵有毒的树，那么根据这个口供找到的实物证据，就是毒树结出的果实。我认为，对这样的证据不要一概否定，但应该有一个底线。现在的草案规定，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我认为这是对的，但不应仅限于此，还应包括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毒树之果”。有这个底线，就会对侦查人员起到警示作用，时时提醒他们依照法定程序去收集证据。
全程录音录像——直接约束
记者：修正案草案有一些非常细的改动。比如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这些细节很重要吗？
陈卫东：非常重要。这几个条文，我和很多专家都提过建议。这些年来，看守所从设施设备到监管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刑讯逼供的主要场所已经不在看守所了，而主要发生在两种场合：一个是提外审，在看守所之外审讯；二是在送看守所之前，对其实施刑讯逼供。增加的两个规定，恰恰从时间、空间两个角度防范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不过我了解到，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热衷于建设专门的办案大楼，办案大楼不是看守所，但就是用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这种做法不宜提倡，也不符合立法精神。
有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我认为问题会得到解决。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违反这个规定，比如没有立即送看守所，或者不在看守所审讯，该怎么办？这样得到的口供效力如何，能不能作为定罪的根据？我觉得草案要进一步明确，不是在看守所内讯问得到的口供，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这样，这个规定才会真正起作用。
记者：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是防范刑讯逼供的好办法，草案也增加了这个制度。但并没有要求所有的案件都要录音录像。这样规定会不会太松？
陈卫东：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非常有效的监控方式，能使非法讯问的行为直观地暴露出来，对于防范刑讯逼供有直接的约束作用。问题在于，对于什么样的案件录音录像？我不同意对所有案件都录音录像，特别是案情简单、被告人完全认罪的案件，没有必要录音录像，否则就会浪费资源。所以修改稿中首先对录音录像作了一个一般性规定，即“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同时强制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
不过我认为，强制录音录像的范围还应该扩大，像被告人不认罪的，这类案件控辩双方可能有激烈的交锋；还有重大复杂的案件和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也应该录音录像。（记者 王逸吟 殷 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