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小宪法”、“人权宪章”之称的刑诉法，被认为是最敏感、修改难度最大的法律，长达七年的修订过程博弈激烈。从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以来，截至9月14日中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收到了51000多条意见。
在北京，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等知名律师，已经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召集律师、邀请学者逐字逐句研讨草案。意见汇总整理后，本月底，他们将分别以北京律协、全国律协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
尽管有学者呼吁“不能对修法过于理想化，一些规定能够写进草案中已属不易”，但一些律师认为，学者对司法实践没有切肤之痛，一些宣示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受制于现实，在实践中可能是“镜花水月”，甚至完全走样。
被告人没有沉默权，律师没有在场权，被认为是草案的最大欠缺之一。草案虽然新增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但依然强调，“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全程参与草案修改的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应当如实供述与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直接冲突的，应该删除，否则就成为纯宣示性口号。他说，这次沉默权没有写进来，是因为讨论时所有实务部门都反对。
田文昌说，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必然给以口供为中心的侦查机关带来巨大挑战。几番讨论之后，写入草案就是“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但这种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往往很难贯彻，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没有删除，就反映出“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规定的不彻底性。
北京君永律师事务所律师许兰亭认为，立法者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写进来，最现实的原因是希望借此减少刑讯逼供。而他认为，减少刑讯逼供最有效的办法是审讯时律师在场监督。
田文昌介绍，在草案起草讨论中，反对律师在场权的理由是，刑事侦查讯问不具备让律师到场的条件。有人说，夜里审、随时审，律师能来吗？“其实这并不是问题，只要讯问时有律师在场就可以，不一定非要是办案律师本人，可以建立值班律师制度，即刑辩律师们可以轮流去看守所值班，比如案子发生在北京，办案律师在外地，可以委托北京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时到场。”他说。
草案把现行刑诉法中列举的非法获取口供的方式——威胁、引诱和欺骗去掉了，这一修改遭到很多刑辩律师的强烈反对。
田文昌认为，这样修改是倒退，而且有很坏的提示性效果，原来有，现在拿掉，就使人认为，可以用威胁、利诱、欺骗、体罚的方法来取证。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韩嘉毅认为，更加明确、详细、穷尽一切的列举才有可能遏制刑讯逼供，建议规定为：严禁采用暴力、威胁、引诱、利诱、欺骗、体罚、限制休息和饮食等其他心理、生理上的强制方法取证。
1997年刑法修订时，“辩护人伪证罪”罪名被确立，最高可获刑7年。有人担心，这条本来旨在规范律师行为的规定，实践中成为打击报复律师的工具。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诉讼法学研究室主任熊秋红认为，从草案目前的规定看，对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制约严重不足，只有授权，没有限制，一旦滥用就不得了。
有人疑虑，目前的草案规定，批准一次技术侦查的有效期是三个月，可以连续审批，而且每次都是三个月，这就等于允许对一个公民进行几十年乃至终身的监控。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贵方也参加了多次修法讨论。他说：“我们在立法的含混性上吃过很多亏，有些条文因为一句话表述不清，而在实践中被无限扩大化地进行了适用，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本报记者 王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