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入法”引毁誉参半 评论称法规超前难驾驭

　　8月30日，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相关条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认为，只有有条件地确立沉默权制度，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但侦查机关认为，沉默权入法，法规超前，难以驾驭和执行。( 《人民日报》)

　　侦查机关的看法引发了公众的争议，支持者认为，沉默权入法目前的确不适合我国国情，不能盲目地与国际接轨；反对者则认为，沉默权入法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减少冤假错案，而寻找证据证实是侦查机关的责任，不能只顾“自己好办事”，而漠视保护公民权。

　　反对

　　无权沉默

　　刑讯逼供永远有市场

　　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专家们总结了诸多原因：传统习俗的不良影响、有罪推定观念的束缚、侦查人员素质水平的限制等。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其实便在“证据”本身——相当数量的法学界人士均认为，目前司法实践过分依赖言词证据，即口供。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证人保护制度将得到完善是亮点，但就刑讯逼供而言，刑诉法的大修却似乎有些姗姗来迟。

　　公权获得的越多，私权保留的越少。这些年，刑讯逼供事件不断被曝光，刑讯逼供致死事件也一再出现。随着杜培伍、佘祥林、胥敬祥等人的冤假错案浮出水面，刑讯逼供这一干扰司法公正的顽症，一次次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为维护社会稳定，将“命案必破”、提高破案率，作为公安机关重要的考核指标，本无可厚非。要想破案，就要有证据，就要形成证据链。为了获取“证据”，公安机关往往会“穷尽一切手段”。刑讯逼供作为其中取证成本最低的方式，也便成了各地公安机关最常用的手段。

　　“您有权保持沉默，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是众所周知的米兰达警告。要遏止刑讯逼供，不仅要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必要制定规则，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犯罪嫌疑人若不能“有权保持沉默”，刑讯逼供恐怕永远都有市场。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让沉默权入法，意义重大。这不仅是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需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也必然能遏制执法人员的滥权行为，促使其文明执法、公正施法。在我看来，沉默权并不超前，只是侦查机关太过落后。(刘义昆)

　　操作难拒入法

　　犹如因噎废食

　　通观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等案件，他们遭遇的不只是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自证有罪”的证言，还包括在公诉与审理的过程中，在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或者尸体身份不确定，证据存在漏洞，无法形成有效的证据链情况下，仅仅凭着“自证有罪”的证言而获罪。

　　可见，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首先是证据使用的原则出了问题，嫌犯自证其罪的证言成为可定罪的主要证据，才使得刑讯逼供成为获取证据的手段。在目的与手段之间，既违反了证据的客观原则，又有悖于证据的合法原则，最终为冤假错案的畸生创造了条件。这些现象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程序与原则存在漏洞，使得具有侦查权的公权机关，可以围绕嫌犯的证言来获取侦查线索、寻找犯罪证据、确定犯罪事实，甚至可以依据定向思维逼迫或者引诱嫌犯承认乃至虚构犯罪情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侦查固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

　　所以，侦查机关认为沉默权入法难以驾驭和执行，显然还受到传统思维理念与行为方式的惯性作用。沉默权入法本质还是在于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从而最大限度地确保司法公正。刑诉法作为程序法，指导司法实践，需要从普适性原则的层面来推动司法实践思维与方式的转变，进而促进司法的进步。因操作层面难度而反对入法，就好比是害怕噎着而反对吃食物一样，并未抓住事物的根本矛盾，十足的本末倒置。(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