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显示：多数农民工二代犯罪与其打工受挫有关

　　本报日前推出了《农民工二代犯罪透视》系列报道，对天津市6所监狱的农民工二代犯罪人员进行了深入访谈，并随机抽取了67名服刑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邀请社科院有关专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昨天，调查报告正式出炉，相关数据显示，多数农民工二代走上犯罪道路与其在城市打工受挫有关。

　　问卷结果显示，近四成的调查对象是因为“向往大城市生活”和“好奇”来津打工；41.79%的调查对象认为，“入狱前的打工状况与当初想象相差很大”；52.24%的调查对象认为，在津“打工很忙、很累”；47.76%的调查对象对“打工城市的就业状况不满意”；近六成的调查对象认为，“打工很辛苦，房价物价太高、工资太低，生活不容易、压力大”。由此可见，抱着发财梦想的农民工二代往往怀着城市致富的高期望动机，但由于素质偏低，适应城市生存能力不强，获取工作的机会短缺，竞争激烈，只能从事低收入高强度劳动，在没有生活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沦为城市弱势群体，承受着生存境遇艰难、生活环境恶劣的残酷现实。二者对比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们既羡慕城里人的生活，又不太愿意通过诚实劳动创造财富。心理煎熬之中，他们难免会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

　　此外，我国目前对于农民工的公共管理，主要还是偏向于防范犯罪。对农民工进行管理的手段仍是多形式的收费和办证，并无对其进行职业课程教育、提供就业机会等相应措施，管理理念只强调“管理”而忽视了“服务”，这使得农民工二代在感受到城市的管制约束时，却没有感受到期望的服务帮助。特别是在城乡接合部等农民工聚集的地方，由于管理人员有限，常在实践中依托一些临时机构和临时人员实施法制性、政策性很强的管理工作，这些管理人员自身素质参差不齐，在很大程度上又加重了管理政策的“冷酷无情”，使得农民工二代在真正遇到困难时不仅求助无门，甚至还会遭受白眼，以致造成新的冲突。很多农民工二代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该找哪个部门求助。由此，我们在关注农民工二代的犯罪问题时，不仅要看其个体因素，更应关注保障体制等社会因素。(记者孙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