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磨合了14年的中国城管制度，正处于不得不重新被审视的十字路口。
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为成立一个专门行政机关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扫清了法律障碍；1997年城管制度全国试点；2002年大面积铺开。城管的诞生史说来十分清晰，但直至今天，一些城管自身看来十分基本的问题，仍未解决。
在大众舆论中城管普遍失语的现状下，他们自身的困惑并不为外界所闻。同样难为外界所知的是，令大众不满的城管的所作所为，与城管的境遇息息相关。8月，人民网记者来到南京、上海、沈阳和深圳等地，与当地城管领导、基层城管队长、城管队员面对面交流，听他们各自讲述种种“我究竟是谁？”的困惑。
地位缺失的城管
“难道要开罚单给上级单位？”
上海市近年来加快步伐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却在城管体制的探索中踯躅前行，甚至落在一些中小城市后面。
上海市现行城管体制的建立与2008年该市机构改革息息相关。在那一次的机构调整中，原绿化管理局和市容环境卫生局不再保留，转而成立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同时挂上林业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牌子。
这意味着，上海市城管执法局成为事实上的隶属于绿化市容局的“局内局”。据记者了解，绿化市容局内直接管理城管执法业务的仅有两个处：执法协调处和执法监督处，主要对各区县城管大队展开业务指导和检查。
“这种体制带来的结果是‘重绿化、轻执法’。”上海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城管队长告诉人民网记者，在日常工作中，城管大队常要服务于市容局的需要，为后者的管理缺失及时补位。而实际上，市容局下属的作业公司仍属于城管大队的执法对象，但现在没办法管，“难道开罚单给上级单位？”
按照国务院2002年《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决定》中的要求，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行使主体不能为政府部门内设或下设机构，应为本级政府直接领导的独立行政执法部门。上海某区城管行政执法局局长指出，这一决定在上海并未得到有力贯彻，各区县的城管大队既没有获得政府编制序列，没有行政机关身份，也没有越过部门对政府直接负责。
缺失城管管理综合协调机构，被视为上海城管体制的另一顽疾。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城管队长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即使城管大队把执法中遇到的难题汇报给绿化市容局，后者也很难重视并组织力量加以解决。
上海并非是在城管综合管理上遇到困难的唯一城市。在全国来看，相比各传统行政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执法机构属于新设机关，上没有央级主管部门争取利益，下没有审批管理职能带来的“话事权”，处理跨部门和跨层级协调时常常吃闷亏。一位研究者告诉人民网记者，即使那些摆脱“局中局”身份的城管执法机构，也常常成为指哪打哪的“市长别动队”，不得不优先完成强制拆迁等“市政交办事项”，甚至承担原不属于自己权责范围内的工作。
而区县一级的城管执法队，同样陷入管理迷宫，面临多个部门的多层领导。例如，上海市徐汇、静安等区城管大队拥有对辖区内各支队队员的调动权，其他区县城管队员则由街道管理。深圳市将监督评比等纯管理项目和绿化、道桥、路灯等职能划归市局，环卫、执法等职能则下移到区和街道。北京市将分队大部分财权集中至区大队，仅少部分留给街道，但给予街道较多的人事监督权。
这些复杂的权力划转方式，来自“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和“行政职能配置科学化”两种有冲突的力量对实际城管工作的拉扯。前者要求管理上收、强化监督，后者则要求权力下放、及时响应，但二者都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指导思想。执行起来，就形成前述的困境。
近年来，沈阳等城市成立市级层面的城市管理委员会，牵头城管、工商、环保、规划等城市管理各部门，这一尝试被应松年等行政法学专家看作在现阶段适应城管发展的理想模式。
“城市管理委员会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地位更高的综合执法局，在查处违法案件时，便于协调各部门关系，避免发生互相推诿与沟通不畅等状况。”应松年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