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修法
“书证应该排在证据第一个”
证据种类把当事人陈述摆在第一位不合适，严格讲不能算是证据
新京报：怎么看这次新的修改？
江伟：这次涉及的面较广，也考虑到实践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一些修改还需要完善。比如，证据种类把当事人陈述摆在第一位不合适，因为当事人陈述严格意义上来讲，不能算是证据。书证应该排在第一个，因为民事案件当中很多都是因为合同，还有书面上的承诺等，所以文本很重要。
民诉再审
不能恢复原审法院再审
新京报：2007年民诉法修改时，主要是再审和执行的规定？
江伟：当时就改了两个问题，执行和再审，而且改了之后，现在法院又不满意了。当时说申请再审要到原来最后作出裁判的上一级法院，现在最高法院说这一条改得不好，高法和最高法压力比较大，又要恢复原来的写法。
新京报：现在改成了发生在公民之间的案件，可以由原审法院再审。
江伟：公民之间的诉讼如果没有问题，用不着申请再审。他们没有考虑这一点，总认为人家要把再审都使用一遍。如果当时一审、二审处理得好，没有人会找事再来一次再审。法律不能来回改，刚确立一个制度，还没有总结好利弊，不能随便修改。再审是对一审、二审的监督，现在恢复了由原审法院再审，自己怎么监督自己？
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应单独立法
新京报：为加大执行力度，草案加大了对逃避执行的惩罚，学术界呼吁还是应当制定强制执行法。怎么看？
江伟：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要先把民诉修改完，现在最高法院已有考虑，专门开了会，提出了关键问题。最高法院和学者都有稿子，且已出了好几稿，并不是没有基础的，要起草是很快的。
新京报：单独就执行立法，是否应该在执行体制方面也一并作出规范，改变现在的执行体制？
江伟：当然都得考虑，是由法院来执行，还是另外成立一个机构来执行，都要有规定。
证据制度
应单独制定证据法
新京报：草案对证据制度方面做了一些完善，但证据制度问题很复杂。怎么看？
江伟：要制定证据法，证据的问题不是很简单，光增加几个条文不行。例如“彭宇案”，法官为什么有错，就是证据规则简单。另外，就是他也没好好执行，本来也有民事证据司法解释的。
新京报：“彭宇案”被很多学者批评过。
江伟：“彭宇案”的问题在于举证责任和经验规则。运用经验规则时，哪些算是经验规则，如何运用，这应当有规定。现在大家讨论的都是法律和道德的问题，没有涉及诉讼程序内部，就是举证责任和经验规则。
这个法官还是想把案件判好，如果单纯来讲，老太太说人家撞她，没有证据证明，法院也调查不出责任，诉讼程序就应当结束，驳回你的诉求，案件结束。
法官是好心，认为案件不能这样结束，运用经验规则做推定。但推定错误。如果他向另外一个方向推定，根据他扶老太太，送她到医院，垫付医药费等行动，证明他确实在帮助别人，结果就不同了。这个问题不纠正，以后法官不好干了。
新京报：对于这样的案件，在证据规则的运用上，要首先假定不能把它导到一个更恶劣的方向去。
江伟：对，应当这样，除非有证据。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向善的方向发展。法是比较低等的道德。司法应当倡导道德规则，推进道德规范。
判决是形成规则，法律本来就是规则之治，判决就是在具体场合形成具体规则，让人们可以遵循，而且这个规则是对的，是低级的，最普通的规则。它能够把最一般的道德规则融入判决之中，就推动了道德向更高层次发展。(记者 杨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