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犯人“扮演”证人，升级版“躲猫猫”？

　　2001年5月，袁连芳因贩卖淫秽制品牟利罪被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判刑6年，却在服刑中的一年内分别出现在河南鹤壁市及杭州两地的看守所，成为两起血案背后的神秘证人。(11月21日《东方早报》)

　　作为获刑6年的已决犯，袁连芳本应在监狱服刑改造，怎么到了关押未决犯的看守所，而且还是不同省份的两个看守所，充当两起血案的重要证人？过去的“躲猫猫”事件，还只反映一些监管场所“以犯人管犯人”的牢头狱霸现象，纵观袁连芳在两地“神秘作证”全过程，则涉嫌利用犯人参与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堪称升级版的“躲猫猫”。

　　不妨挑一起有定论的案件，来看袁连芳是如何神秘作证的。2002年鹤壁一村庄发生灭门血案，当地警方依据所谓“国内权威测谎专家”的结论，将同村的马廷新抓捕。马廷新没有做案，自然“拒不认罪”，即使在不堪刑讯逼供的情形下，他也因不了解案情，不知如何认罪。这时，本应在杭州服刑的袁连芳居然被“调派”到鹤壁看守所，“协助警方工作”。他按警方授意的现场情形，帮助马廷新完成了一份完整的供述材料。

　　所幸鹤壁中院和河南高院顶住巨大压力，两次做出无罪判决，才使入狱5年的马廷新得以沉冤昭雪，无罪释放。这让人想起来何等后怕。

　　诡异的地方还有，报道显示，袁连芳在实际服刑期间，没有一份监狱服刑记录，看守所的出入记录也前后不一；有关检察院在调派协助工作的看守所也“查无此人”……这些悬疑之处必须尽快调查并予以公开。

　　更荒唐的是，据媒体报道，杭州中院还认定袁连芳多次“调派”外地“协助”公安机关工作，完成任务成绩显著，裁定减刑10个月。他到了哪些地方？有多少次“协助”？这些案件有无问题应尽早查清，还当事人以清白。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的原则，《刑法》也针对性地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徇私枉法罪；《看守所条例》也有严格规定，《监狱法》对犯人改造和管理更有详细的规范。这么多法律法规，怎就不管用呢？望有关部门依法彻查袁连芳神秘作证案所牵涉的各个环节，对所涉诸多人员的渎职犯罪，严格追究，还法律一片洁净的天空。(刘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