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他，难道你就不怕丢了面子？
这一次，他想了很久才回答：“丢了面子也不怕，我就怕饿死也没人理我。”
他们在城市里过着“鼠族”生活，而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没有人知道那个被雇来裸体的农民工的故事。有人记得他总是做些“搬搬抬抬”的工作，也有人声称他其实是个“卖废品的”。他像这座城市的很多建设者一样，面目模糊，姓名不详。
韩文德记得，最初，他和受雇者协商这次行动后付给他150元。可在街上，当老韩要求他脱衣服的时候，受雇者一下子就后悔了：“那不行，你得再给我加50元。”
最终，整场“裸体讨薪秀”只持续了很短暂的时间。走了几十米后，由于围观者太多，这支队伍不得不迅速解散。
几天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也从新闻里看到了韩文德的故事。于建嵘曾经为大批农民工做过访谈。在他看来，很多时候“农民工尊严问题都与欠薪相关”。“这件事比较极端，”于建嵘评价，“但没有必要指责他，我可以理解他的选择。”
除了用“裸体”来寻求社会帮助，那个四口之家和韩文德一样，都几乎再无其他办法。这或许就是农村与城市的禀赋差异带来的巨大问题。
在11月刚刚结束的2011年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曾提到这个问题。在15分钟的发言里，这位站在讲台上的81岁老人首先谈到了3种资本：物质资本；以文化、教育、技术等为指标的人力资本；以家庭关系、家族关系、同乡关系为主的社会资本。
从云南、贵州、重庆等省市考察后，厉以宁发现，以物质资本为例，城市里的住宅有房产证和产权证，可以用于抵押、转让、投资，“钱就到了”。可按照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的房子并没有房产证，在一个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时，他只能两手空空，无法带资进城。而在人力资本上，农村孩子无法像城市儿童那样享有优质教育。当需要比拼社会资本时，他们更没有可供利用的亲戚或朋友关系。
结果显而易见，“3种资本都是城市占优势，农村占劣势”。
或许正因如此，这位老人总是反复提起“老鼠的故事”。农民两手空空地进城打工，没过多久，他的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住进一间被纸板隔成16个小间的地下室，与其他务工夫妻一起，过着“鼠族”生活。至于他们留在老家的那栋漂亮楼房，只有老鼠在里面安家。
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
没有人知道那个四口之家为何背井离乡，来到广东。或许他们也与韩文德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在农村老家耕种小麦和芝麻时，“管了粮，就管不了钱；管了钱，就管不了地”。没办法，他只有来到城市。
正因如此，那笔按工程期结算的钱款才显得更加重要。于建嵘认为，想要提高农民工的尊严，首先是尊重他们的劳动，并使其劳动环境得到改善。但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户口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
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呼吁：让农民工与市民一样享受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失业保险、住房等各种保障。否则，“尽管他们的血汗甚至生命都遗落在异乡城镇，但终究难以在他乡找到立足之地，最终成为漂移在城市与乡村、异乡与异城的弱势群体”。
不过，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看来，如果能够提高农民的尊严感，甚至让农民的尊严感超过市民，“那么农民或农民工到哪都不必觉得低人一头，甚至农民可能不必被迫进城务工”。
上世纪90年代，这位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教授曾在珠三角推广一个名为“农村股份合作制”的乡村实验。按照“以土地为中心”的股份合作制，村子将分散的土地从农民手里集中起来，批租给乡镇，乡镇则以股红分配的方式，将一部分工业收益分给农民。
就在不久后，温铁军发现那里的农民可以享受许多市民无法享受的优惠政策，城里人的流行话也变成了“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有了社会地位和经济保障，农民在是否进城打工上也拥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里，这或许是个好办法，但眼下实施起来却可能不再容易。在温铁军看来，“城市化过程中，利益集团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而农民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体表达高度分散。”
“只有保护财产权益，才会有尊严。”温铁军表示。
没人能挽救那四口之家的尊严了，但他们至少解决了眼前最大的困境——经过警方与院方的协调，保健院同意减免这家人欠下的治疗费。那个父亲签下自己的名字，接走了儿子。然后，这个家庭就像几颗最最普通的尘埃那样，消失在傍晚的县城。本报记者 赵涵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