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相关机构的 《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块钱的工资,完成所有的法定程序,农民工维权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历时11天到21天,很多民工宁愿选择社会性的讨薪。
农民工讨薪难!每个被欠薪的农民工,都逶迤着难以尽述的悲情甚至血泪,对此,已经有了较为直观的感受,但是一旦用数据细化,还是让人有些错愕——讨薪1000元,居然需要920元的成本,如此畸高的讨薪成本不是逼着农民工剑走偏锋吗?。这只是单从经济角度而言,农民工所付出的成本还包括种种风险,比如被无良老板羞辱、被暴殴等等,更是无法量化。
其实,农民工讨薪成本并不是新闻,早在200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笔钱,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这一状况委实惊人,因为这里所说的是整个社会成本。
农民工讨薪成本高,原因到底在哪里?应该说不一而足,比如,程序繁冗复杂,消耗农民工时间过长;再比如相关部门推诿,增加了农民工的讨薪难度。除此之外,最不容回避的一大原因是,欠薪违法成本低,太低!有时简直是零成本。拖欠就拖欠了,即便媒体介入了,职能部门催逼了,欠薪老板被迫全部归还了欠薪,但不会因造成了农民工的讨薪成本而被惩罚。
正因为如此,多年来坊间一直呼吁恶意欠薪入罪。今年2月,恶意欠薪终于入罪——《刑法修正案 (八)》明确规定,司法机关认定为恶意欠薪的单位和个人最高将被处以七年有期徒刑。这一法律条款已经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恶意欠薪入罪,就是提高欠薪者的违法成本,从法律上震慑相关单位和个人不敢欠薪。但吊诡的是,调查显示,恶意欠薪入罪数月,竟无一 “老赖”入刑。追本溯源,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比如,恶意欠薪罪遭遇界定难,由于认定标准空白,恶意欠薪入罪执行不畅。认定标准空白,自然需要最高法、最高检作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但是,在两高作出司法解释之前,地方的相关部门也不必无所作为。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与最高法院对欠薪入罪做出司法解释,单位欠单个劳动者5000元到3万元以上,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就成立。与之相对应的是,广东惠州一工程项目负责人杨某,因为拖欠工人10万元工资而逃跑,被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法院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罚款2万元,这是广东省首例审决的欠薪判决案例。这一判决释放了积极信号,为广东运用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打击恶意欠薪提供了可操作的范本。
欠薪违法成本高了,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就可能走低。当然,破解农民工讨薪难,需要系统性的制度推进,除了提高欠薪的违法成本,还需要职能部门恪尽职守,尤其应严防政府部门不能当 “老赖”等等。(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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