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晚报：农民工“穿红军服讨薪”令人心酸

　　楼盘入伙了4年有余，100多名参与施工建设的农民工仍有大概180万元的工钱未拿到手。一晃又是年末，这笔钱依然没有着落。12月12日，一帮讨薪的农民工来到福田区政府上访，求助于政府。其中，两名农民工身穿红军衣服，手拿爷爷的革命烈士证书。(12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我们似乎已经麻木了农民工讨薪所制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行为艺术”，但是，能进入舆论视野的农民工讨薪现象越来越充满了偶然性，如果不是“穿红军服讨薪”这一“新花样”，在笔者看来，这帮讨薪的农民工能否被社会所知晓，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农民工讨薪在当下社会中充其量是一个被“消费”的苦难。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其能否拿到应得报酬，能否受到关注，完全取决于运气和自我打造的“行为艺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嘲讽和尴尬。

　　与此相关，拖欠农民工工钱的行为却成了一个大概率事件。我国农民工大约有1.5亿，每年年终总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高发期。如果从“大概率”的角度出发，我们的社会中到底存在多少讨薪事件呢？除了那些用行为艺术讨薪进入舆论视野之外的，又有多少成了实实在在发生我们却看不到的呢？

　　农民工的权益维护成了小概率事件，在笔者看来，是“穿红军服讨薪”出现的重要原因。大多数农民工都很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工作，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经常被雇用方侵犯，大部分人还是不敢公开和侵权者对抗，以免受到更严厉的报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被侵权者都忍气吞声，有些人会使用“弱者的武器”进行反抗，希望唤起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并以此向侵权者施加压力。“穿红军服讨薪”背后的逻辑同样如此。

　　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不得不利用种种非制度化的手段维护利益， 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在笔者看来，这是农民工权益维护成“小概率事件”的后果，势必会对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但如果以此为借口而对农民工讨薪“行为艺术化”如“穿红军服讨薪”等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进行打压和限制，必然会被迫采取其他的过激行为。

　　当一个社会的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甚至是维权的方式不断变换花样推陈出新时，这不但意味着维权机制缺位的事实，而且说明了社会缺乏一种纠错机制。(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