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甘肃农民工讨薪从“暴力”转向理性

　　本报接到的50多起投诉中，九成以上都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的

　　本报于去年11月初开展“讨薪行动”后，至今共接到讨薪投诉50余起，替农民工追讨工资近70万元，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年来，农民工从“暴力讨薪”转变为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的“理性讨薪”。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包工头搭车进行“绑架式讨薪”的现象。

　　农民工告别“暴力讨薪”

　　小袁是一位来兰打工的外地农民工，去年4月，他在永登县中川镇某工地打工两个月后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当他去向包工老板讨要自己的工资时，老板以各种理由推脱，并告诉他，工资结算必须要等到年底工程完成后。苦等了3个月后，小袁再去联系包工老板时，包工老板却告诉他：“你年后再来领钱吧，我现在都让发包方欠着几百万，你先回老家吧。”小袁得到答复后，立即意识到老板在拖欠工资了。随后，小袁向媒体和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了被欠薪的事情。经过兰州市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近两周的调查，最后为小袁讨回了5134元的工资。

　　事后小袁向记者表示：“我之所以不像以往讨薪农民工以暴力方式讨薪，是因为我知道再怎么去闹，最终是要走法律路线的，与其先丢人再拿钱，还不如直接上诉到劳动部门或者法院，因为谁都不可能向法律抵赖。”

　　本报去年11月至12月接到的50多起讨薪事件中，九成以上的农民工都是通过向劳动监察部门直接举报，另有6%是只向媒体或者各级信访机构投诉。而这些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的农民工多为80后、90后的外出务工者，大多接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且法律意识较强，有些农民工能直接讲出老板的欠薪行为违反了《劳动法》的第几款第几条。一些曾经有过“暴力讨薪”经历的农民工也说：“以暴力方式来讨薪是因为维权意识淡薄，如今已经在外打工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相关的知识也知道了不少，现在我知道了，被欠薪后就一定要维权。”一位负责讨薪调查的劳动监察工作人员说：“现在农民工用法律维权的意识比前几年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往年以极端方式讨薪相比，现在的农民工更加理性。”

　　包工头出面“绑架式讨薪”

　　农民工李师傅去年年底从天水来兰打工，所工作的工地在完成85%工程量后，发包单位竟然没有一分钱来支付工人的工资款和工程相关的材料款。而李师傅所在包工队的包工头便主动承担起了为农民工讨薪的义务。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包工头向记者投诉时，便将工程材料款和工人的工资款算在一起，并且统称是工人的工资款。而记者和发包单位核实工资款数额的时候，实际得到的款项数目只有包工头说所的四分之一。最后，劳动监察部门调查发现，李师傅等4人的工资只占包工头所说款项数目的27%。市劳动监察大队二科的贾红军副科长形象地称这种讨薪方式是“绑架式讨薪”。贾红军说：“现在我们这里有相当多的讨薪者是包工头，他们为手底下的农民工讨要工资，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很多包工头不愿意只为农民工讨要工资，他们也想将自己的那一部分连带着一起要回来。有时候我们在结案时问包工头为什么要虚报农民工工资，他们通常都会说，‘我们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不替我们要回来？’其实这种多出来的款项是工程的材料款，是需要甲方单位验收后方能支付的。这些包工头采取这种‘绑架式’的讨薪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他们最后的工程款支付。”

　　“绑架式讨薪”虽然有可能讨回工程款和工资款，但这种把农民工当做“人质”的做法会对包工单位的信誉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工人们也会对包工头产生看法，导致包工单位出现“用工荒”。

　　劳动部门加大讨薪事件调查力度

　　在本报开展的为农民工讨薪的行动中，兰州市劳动监察大队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欠薪案件的投诉、立案、调查取证、监督工资款发放等环节，均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点对点地负责。仅以中川镇宗家梁新农村改造建设项目中，甘肃昌斌公司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为例，省、市两级劳动监察部门派出了专门的工作组展开调查，打开了僵持的局面。最后在市劳动监察大队的调解下，由宗家梁村先期垫资，解决农民工部分工资问题。而此次调查中，发现有部分积压一年以上的案件，对调查工作产生了很大阻力，市劳动监察大队联合司法、建设部门一同翻阅这些案件的历史材料，并从中找出农民工被欠薪的证据，要求欠薪方立即支付被欠工资，并配合司法部门起诉恶意欠薪的老板。(见习记者仇彬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