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民事诉讼法修改：应防止小额诉讼致司法不公(2)

　　一审终审 如何保质

　　学者关注当事人权益的保障

　　“小额速裁解放了我们。”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法庭庭长李明霞感慨。据李明霞介绍，右安门法庭共有9名法官，近5年来，该庭法官每年人均审结民事案件447件，还不包括调研、归档等任务，工作量之大难以承受。

　　从2010年开始，法院引入了速裁机制，专门设立了诉讼提速窗口，但实际上还是简易程序，每个审理阶段都非常完整。现在的小额诉讼审理和传唤方式可以更加灵活，一个月必须结案，而且一审终审，减少了许多诉累。

　　事实上，小额速裁更多的是方便了当事人。

　　“我每个月都要跑法院五六回，这案子迟早要结，选择小额速裁，我就能少跑几回，还能省一半的诉讼费。而且这种官司我们一般也不会上诉，所以我愿意放弃上诉权。”北京光华五洲纺织集团公司代理人郁军平说。

　　“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是现行民诉制度的重大变革。”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民一庭庭长赵旭东表示，“一审终审判决了就发生法律效力，如果错了，过去可以二审纠错，现在不行了。如何保证当事人的诉权？这就要从程序上保障当事人诉讼的选择权。”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在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双方如果反悔，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对判决不服的，还可以提起异议审查。即便如此，许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专家学者认为，关于一审终审及其当事人权益的保障，目前的草案还需要进一步商榷。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认为，“一审终审”不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不能因为标的额小而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应该在诉讼中引入当事人选择的制度，当事人同意一审终审的，则适用一审终审。如果对此类案件适用一审终审，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我国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

　　全国人大代表刘玲认为，由于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没有加以明确，容易使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的案件一审终审，使败诉人失去了上诉的救济途径，最终会导致司法不公。

　　“如何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保障落到实处，并避免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变相强制适用，有待于在试点过程中进一步调研和探索。”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轩说，“同时，小额诉讼与现有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整合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要避免各程序之间因分工不明、界限不清而造成适用上的不便，还要防止各程序之间因整合不严谨而造成法律漏洞。”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丛斌认为，“小额诉讼可以根据民诉法规定的先行调解原则来采取救济手段，没有必要在程序法中改变国家的诉讼制度。值得提醒的是，我国诉讼制度是严格的两审终审制，小额诉讼的一审终审很可能会使分则法条和总则条款发生冲突。”

　　小额标的 是否普适

　　学者表示标准应当因地制宜

　　在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指导意见》中，标的金额是不足1万元(经济发达地区是不足5万元)。但在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将5000元作为标的金额，收紧了迈出的步子。

　　浙江鄞州法院小额速裁庭庭长朱银春认为，“对小额诉讼标的额进行限定是有必要的，但由于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立法上限定5000元，缺乏可操作性。”

　　任茂东认为，“只以标的额是否达到5000元来决定是否适用小额诉讼，这不利于非财产性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公正审理。有些案件的标的涉及财产，但主要民事法律关系并非财产，比如婚姻案件、人格权案件。这些案件不宜以金钱数额来衡量当事人的权益，也不宜适用一审终审。”

　　任茂东补充说，“以5000元为基准来设定案件的终审制极有可能影响低收入群体的权益保障。5000元在东部地区可能是小额，在西部地区可能就是大额；在城市可能是小额，在农村可能就是大额。因此，在制定标准时，还需要综合考虑我国东西部差异和城乡差别。”

　　全国人大代表刘玲也表示，“由于全国只适用一个标准5000元以下，不利于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实行案件分流。”刘玲建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确定标准。

　　另外，有学者表示，草案关于小额诉讼的这个规定，使立案法官只能根据原告主张的请求标的额、事实情节等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而事实上，案件审理的难易程度并不能完全按照标的额的大小来衡量，标的额小的不一定容易审理，标的额大的可能还容易审理。为此，小额诉讼的构建应当同其它诉讼程序一样，必须解决适用范围、管辖和审判机构、案件受理后的调解以及开庭程序和审判结果的救济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予以整体考虑才能制定出完善的制度。

　　小额诉讼，简易而不简单，能否达到节省司法资源、保护当事人权益的效果，仍需接受实践的检验。张 洋 惠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