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失窃案嫌犯最高可判无期 指控其情节特别严重

　　轰动一时的故宫失窃案近日被公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27岁山东农民石柏魁涉嫌盗窃故宫博物院内的9件展品被控盗窃罪。因为是在故宫内盗窃，检方指控石柏魁“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石柏魁面临的最高刑罚将是无期徒刑。

　　公诉机关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控，去年5月8日，石柏魁到位于本市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的故宫博物院内，后潜入斋宫。20时许，石柏魁断开斋宫配电室安防系统电源后，破窗进入诚肃殿，打破殿内展柜，窃得香港两依藏博物馆在此展出的《交融——两依藏珍选粹展》展品金嵌钻石手袋、金錾花嵌钻石化妆盒等手袋及化妆盒共计9件。石柏魁在逃跑过程中，先后将所窃5件展品遗落或丢弃在故宫后宫围墙东北角、十三排南岗亭南侧及上驷院东面竹林内(上述遗弃物品均已起获)，后逃离现场。次日，石柏魁因销赃未果，将手中4件展品丢弃在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西侧(海淀桥北侧500米)的垃圾桶内及知春路大钟寺东路北口路边(其中1件已起获)。

　　起诉书并未直接确认9件展品的价值，只查实9件展品的投保金额共计41万元。起诉书指出，经核实，香港两依藏博物馆为被盗的9件展品投保金额共计41万元，其中3件丢失的被盗物品投保金额共计15万元。据悉，石柏魁之所以被抓半年多后才被起诉，主要是因为警方的大量工作都围绕在被盗展品的价值鉴定难题上，而盗窃价值直接关系到案件量刑。

　　据介绍，被盗展品并非故宫文物，而是私人收藏的藏品，9件展品是由黄金和铂金制成，嵌以宝石和钻石，其价值认定涉及制作年代、制作人以及历次拍卖等背景材料，收集起来比较困难。由于制作公司有的已被西欧一些国家收购，有的已经不存在，制作年代又追溯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造成确定价值存在难度。

　　公诉机关认为，石柏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实施盗窃犯罪，并多次盗窃，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方还认定，石柏魁先后于2010年12月5日、2011年5月10日，分别在本市通州区其工作单位、某自助烤涮店内，本市海淀区某网络服务中心，窃得他人笔记本电脑及内有500余元的钱包、手机等款物。

　　解读

　　故宫内盗窃从重量刑

　　去年5月1日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盗窃罪的死刑，盗窃罪的最高刑罚是无期徒刑，修改后的《刑法》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起盗窃案一审在中级法院，意味着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

　　据记者了解，起诉书中检方指控石柏魁盗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是指他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宫内实施盗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如被法院认定，此案就会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之间量刑。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李松义告诉记者，盗窃犯罪的情节由很多因素构成，包括被盗物品的价值、被盗的对象、被盗的时间地点，这些都是量刑时会考虑的情节。到故宫中盗取物品与到普通民宅中盗窃不同，即使盗取物品价值相同，但量刑上也肯定是有区别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司法理解中，到国家重点文保单位盗窃珍贵文物，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严重情节。依据我国司法解释，以重大财产为目标盗窃，比如盗窃金融机构、博物馆、重点文保单位，即使盗窃未遂都可以按“情节严重”定罪处罚。在《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之前，盗窃金融机构或者盗窃珍贵文物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可以说，盗窃的对象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比如在广州许霆案中，许霆仅利用ATM机故障漏洞取款取出17.5万元，就一审被以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5年徒刑)，就是考虑其盗窃对象有别于一般的盗窃犯罪。

　　石柏魁没想到祸闯大发了

　　据了解，石柏魁文化程度不高，他被抓后交代说，自己认为盗窃故宫和盗窃烤串店没有区别，甚至到被抓，他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直到被关进看守所，听到别人的议论，他才清楚自己原来闯了这么大祸。对此，阮齐林教授认为，如果石柏魁因为文化程度低，确实本身没有意识到盗窃故宫的严重性，法官在量刑时可以适当考虑。(邱伟 王宪江)